执政的基本套路，这些擦屁股纸擦鞋垫，本来就是用完了就扔。有活力社会团体难不成还能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从重从严，苍头黔首只有连连叫好的。
扬子江两岸的帮会规模极大，因为“共烧一炷香”的江湖已经形成，围绕着“铁杖庙”“麦公祠”，“好兄弟，讲义气”已然成为一种江湖的“价值观”。又因为在“铁杖庙”附近生存的行业，大多都是物流运输或者民间黄、赌，这就使得全新的帮会组织，大多都是以这个行业为载体在繁衍。
比如张德现在要下手的“短衫帮”，他们除了裹挟中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之外，早先都是以“苦力帮”的形式存在。武汉本地的苦力，大多都是来自附近州县，比如黄州比如洪州豫宁县。
乡党为基础，行业为载体，为了争夺“市场”“业务”，冲突不断升级，从个人上升到团体，最终刺激着新式帮会的诞生。
而为了保持帮会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有统一的“价值观”，于是围绕着“铁杖庙”，由麦铁杖这个神仙作证，大家一起“讲义气”，自然能够“同仇敌忾”。
只是对江汉观察使府来说，这些有活力社会团体不管多么活跃，面对国家暴力机关，其战斗力连五都没有。
之所以在帮会争斗的过程中有点放任的意思，也是为了行业在激烈斗争之后，能够趋于平静。
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激烈的争斗，哪怕是胜利者，也是一屁股债的屎，将来借这种货色人头一用，根本不需要胡乱找借口。
私斗从来是有罪的，至于其它教唆、聚赌等等，武汉都懒得列举。你私斗就是要打破武汉本地的经济环境，就是妨碍武汉本地权贵愉快地捞钱，这就是罪不可恕，这就是罪该万死。
哪怕养着一个两个有活力社会团体的权贵，在面对官方要搞这些青皮流氓的时候，也不会有半点香火情。
锦衣玉食之辈，跟一介青皮有什么香火可以谈的？
当年推动“铁杖庙”“麦公祠”的建设，十几二十年的运营，“品牌”的效果已经出来。给民间一个“价值观”，一个“信仰”，既能转移矛盾，关键时候还能杀猪过年，可以说“利润”惊人。
这些年朝廷偷偷摸摸给某些地方的“铁杖庙”“麦公祠”弄个官方牌楼，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秋冬之前从武汉倒腾点人力前往西域、河中，本就是既定计划，只是这些个有活力社会团体正好撞上了枪口，算他们倒霉吧。
并非没有青少年的家庭托关系前来疏通，乃至也有当街叫骂甚至喊冤的，但观察使府执行这项事情的时候，并非只是官方在推动，那些因为治安事件影响生意的武汉新贵，以及想要在河中、西域分一杯羹的帝国贵公子们，也是要出来喊两声的。
至于舆论上更不必多说，哪怕是千里之外的《扬子晚报》，也配合着江汉观察使府的嗓门。
可以说上至朝廷下到江湖，形成的舆论声浪，就是要“从重从严”，这本就是地方百姓的个人心声以及需要。毕竟，朝廷大政太远，而青皮无赖，很有可能夜里来砸他们家的窗户……
一块玻璃好多钱的。
“忠义社”关起门来开会，还有比较狠辣极端的，想要直接把这些发配出去的青少年都去处武汉诸州县户籍，然后和敦煌宫交接，把他们全部尽数落籍昆仑川或者河中。
只是这样的操作实在是太毒，搞不好真会引发一波大规模刺杀，这才作罢。
究其原因，一旦把户籍改迁，按照西域、河中的现行体制，一旦有什么战事，抽丁抽的就是当地在籍壮丁。
那末问题来了，整个环昆仑川还有葱岭附近，哪个月不打仗？
每个月都有探险队死在野地，每个月都有跟野人部落发生冲突然后阵亡的，每个月都有被河中地区诸国遗族刺杀身亡的。
这是一个高危高风险地区，对武汉这些江湖上小打小闹吆五喝六的青少年来说，就是个吃人的黑洞。
饶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一个不小心，大概吃酒的时候，都会被十来岁的陪酒胡姬一刀割了脖子。
所以不难想象，一旦真的除籍之后重新落籍昆仑川或者河中，这些倒霉蛋的家长们会何等的激动。
过犹不及，孙伏伽除了研究刑名律令，还研究人情。这光景也是他出手阻扰了这种极端做法，不过孙师兄在河中某些行当，也是有些股份的，就他老婆那满屋子的包包大衣，靠那点死工资，混个屁啊。
转手孙状元就给献了个计策，既然不能直接抽丁，可以弄个合同工嘛。不但可以弄成合同工，还能搞“减刑”政策，怎么减刑，就看合同执行的效率高低。
一翻手，不但名声好听，还不得罪武汉的“老乡”，可从结果上来说，实际并没有任何区别。
第八十五章 有教无类
“总计有多少？”
“纺织厂和钢铁厂最少，咸宁市和码头最多。”
府内关于流放青皮流氓的报告很快就出来，所谓纺织厂的这个“厂”，和内厂东厂的“厂”是一个意思。府内专门设有纺织专员，各类织物又有大使、计吏等等专项专管的行政财政人员。
在纺织厂这个体系下面，官办民办的纺织工坊，纳税多少，在籍员工多少，产量多少，都是要报备的。
毕竟，这年头纺织品出口，武汉是最专业也是最赚钱的，最远的渠道绕过南海直抵天竺、狮子国、高达国，于是哪怕肉痛税金和手续费，大大小小的纺织工场、作坊，也心甘情愿受纺织厂的管。
“想来也是如此，这些个泼才，多是卖气力过活的。去年还做了个‘打行’，专门帮人干架，当真是狗胆包天。”
“说起来，使君倒也没不甚过问此事。”
“区区小事，使君难不成还要盯着泼皮们如何上路？”
“也是。”
除了官商集团为了市场稳定支持流放三千里之外，武汉教育界同样是这个态度。
什么“有教无类”都是放屁，快速发展的行情下，哪有那么多人文关怀，教不好就不教。放任自流要是上天，那就拽下掼在地上，再踩上一万只脚。
仅此而已。
曹老爷子在教育上是权威，经验丰富方法多变，但对于堕落下去的，他是半点挽救的意思都没有。
在曹宪看来，挽救一个青皮无赖要消耗的时间，比教育十个好好学生还要多得多。
时间成本上来说，就不在一条线上。
更何况，无赖的人性是人性，好好学生的人性就不是人性了？
此等理论一出，顿时把一干偷鸡摸狗的学生仔都吓住了。
要知道，当年洛阳有俩才女，专门弄了一篇“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听着就很高大尚。
扬子江两岸的帮会规模极大，因为“共烧一炷香”的江湖已经形成，围绕着“铁杖庙”“麦公祠”，“好兄弟，讲义气”已然成为一种江湖的“价值观”。又因为在“铁杖庙”附近生存的行业，大多都是物流运输或者民间黄、赌，这就使得全新的帮会组织，大多都是以这个行业为载体在繁衍。
比如张德现在要下手的“短衫帮”，他们除了裹挟中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之外，早先都是以“苦力帮”的形式存在。武汉本地的苦力，大多都是来自附近州县，比如黄州比如洪州豫宁县。
乡党为基础，行业为载体，为了争夺“市场”“业务”，冲突不断升级，从个人上升到团体，最终刺激着新式帮会的诞生。
而为了保持帮会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有统一的“价值观”，于是围绕着“铁杖庙”，由麦铁杖这个神仙作证，大家一起“讲义气”，自然能够“同仇敌忾”。
只是对江汉观察使府来说，这些有活力社会团体不管多么活跃，面对国家暴力机关，其战斗力连五都没有。
之所以在帮会争斗的过程中有点放任的意思，也是为了行业在激烈斗争之后，能够趋于平静。
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激烈的争斗，哪怕是胜利者，也是一屁股债的屎，将来借这种货色人头一用，根本不需要胡乱找借口。
私斗从来是有罪的，至于其它教唆、聚赌等等，武汉都懒得列举。你私斗就是要打破武汉本地的经济环境，就是妨碍武汉本地权贵愉快地捞钱，这就是罪不可恕，这就是罪该万死。
哪怕养着一个两个有活力社会团体的权贵，在面对官方要搞这些青皮流氓的时候，也不会有半点香火情。
锦衣玉食之辈，跟一介青皮有什么香火可以谈的？
当年推动“铁杖庙”“麦公祠”的建设，十几二十年的运营，“品牌”的效果已经出来。给民间一个“价值观”，一个“信仰”，既能转移矛盾，关键时候还能杀猪过年，可以说“利润”惊人。
这些年朝廷偷偷摸摸给某些地方的“铁杖庙”“麦公祠”弄个官方牌楼，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秋冬之前从武汉倒腾点人力前往西域、河中，本就是既定计划，只是这些个有活力社会团体正好撞上了枪口，算他们倒霉吧。
并非没有青少年的家庭托关系前来疏通，乃至也有当街叫骂甚至喊冤的，但观察使府执行这项事情的时候，并非只是官方在推动，那些因为治安事件影响生意的武汉新贵，以及想要在河中、西域分一杯羹的帝国贵公子们，也是要出来喊两声的。
至于舆论上更不必多说，哪怕是千里之外的《扬子晚报》，也配合着江汉观察使府的嗓门。
可以说上至朝廷下到江湖，形成的舆论声浪，就是要“从重从严”，这本就是地方百姓的个人心声以及需要。毕竟，朝廷大政太远，而青皮无赖，很有可能夜里来砸他们家的窗户……
一块玻璃好多钱的。
“忠义社”关起门来开会，还有比较狠辣极端的，想要直接把这些发配出去的青少年都去处武汉诸州县户籍，然后和敦煌宫交接，把他们全部尽数落籍昆仑川或者河中。
只是这样的操作实在是太毒，搞不好真会引发一波大规模刺杀，这才作罢。
究其原因，一旦把户籍改迁，按照西域、河中的现行体制，一旦有什么战事，抽丁抽的就是当地在籍壮丁。
那末问题来了，整个环昆仑川还有葱岭附近，哪个月不打仗？
每个月都有探险队死在野地，每个月都有跟野人部落发生冲突然后阵亡的，每个月都有被河中地区诸国遗族刺杀身亡的。
这是一个高危高风险地区，对武汉这些江湖上小打小闹吆五喝六的青少年来说，就是个吃人的黑洞。
饶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一个不小心，大概吃酒的时候，都会被十来岁的陪酒胡姬一刀割了脖子。
所以不难想象，一旦真的除籍之后重新落籍昆仑川或者河中，这些倒霉蛋的家长们会何等的激动。
过犹不及，孙伏伽除了研究刑名律令，还研究人情。这光景也是他出手阻扰了这种极端做法，不过孙师兄在河中某些行当，也是有些股份的，就他老婆那满屋子的包包大衣，靠那点死工资，混个屁啊。
转手孙状元就给献了个计策，既然不能直接抽丁，可以弄个合同工嘛。不但可以弄成合同工，还能搞“减刑”政策，怎么减刑，就看合同执行的效率高低。
一翻手，不但名声好听，还不得罪武汉的“老乡”，可从结果上来说，实际并没有任何区别。
第八十五章 有教无类
“总计有多少？”
“纺织厂和钢铁厂最少，咸宁市和码头最多。”
府内关于流放青皮流氓的报告很快就出来，所谓纺织厂的这个“厂”，和内厂东厂的“厂”是一个意思。府内专门设有纺织专员，各类织物又有大使、计吏等等专项专管的行政财政人员。
在纺织厂这个体系下面，官办民办的纺织工坊，纳税多少，在籍员工多少，产量多少，都是要报备的。
毕竟，这年头纺织品出口，武汉是最专业也是最赚钱的，最远的渠道绕过南海直抵天竺、狮子国、高达国，于是哪怕肉痛税金和手续费，大大小小的纺织工场、作坊，也心甘情愿受纺织厂的管。
“想来也是如此，这些个泼才，多是卖气力过活的。去年还做了个‘打行’，专门帮人干架，当真是狗胆包天。”
“说起来，使君倒也没不甚过问此事。”
“区区小事，使君难不成还要盯着泼皮们如何上路？”
“也是。”
除了官商集团为了市场稳定支持流放三千里之外，武汉教育界同样是这个态度。
什么“有教无类”都是放屁，快速发展的行情下，哪有那么多人文关怀，教不好就不教。放任自流要是上天，那就拽下掼在地上，再踩上一万只脚。
仅此而已。
曹老爷子在教育上是权威，经验丰富方法多变，但对于堕落下去的，他是半点挽救的意思都没有。
在曹宪看来，挽救一个青皮无赖要消耗的时间，比教育十个好好学生还要多得多。
时间成本上来说，就不在一条线上。
更何况，无赖的人性是人性，好好学生的人性就不是人性了？
此等理论一出，顿时把一干偷鸡摸狗的学生仔都吓住了。
要知道，当年洛阳有俩才女，专门弄了一篇“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听着就很高大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