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各地针对人口流动还十分严苛的时候，环绕武汉地区，或者说扬子江流域，却大多出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地方政策上也不是不能给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条陈，比如地方州县，可以用“征发民夫”的名义，让本地“民夫”运输粮食去武汉。
至于“民夫”运输粮食去了武汉，归期如何……不作太多要求。
政策非常灵活，基本可以轻松绕过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控制的国朝政策。当然也没有人敢挑战基本国策，比如四大流放地，那是万万不能碰的。
“打工者甚多，但也不是消化不了。今年尤其是土木行，用人极多，其中半数打工者，都会去‘湖南’。徐湖南督建路桥数量之巨，堪比长城，只是条件更加艰苦一些，但徐湖南工钱是不拖欠的，工地上被征发的民夫，工期一到，都会选择留下，毕竟接着干就是拿钱。”
“这打工者，可有衙门管理？”
“多个衙署联合，只是也没谁能够拿捏章程，往往都是地方县令一把抓。实在是万一出现‘民变’，就是大事。这几月各地不良人都在加班，基本没有休假之人。”
便衣警察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毕竟打工潮往往都是乡党抱团，和武汉本地工人阶层是有极大区别的。一旦出现一两个智障一样的商人拖欠工资，或者一两个官吏吃相太过难看……楚地乡党的暴脾气，可比千几百年后的“来信砍”还要酷烈。
两三户人家就敢喊着造反冲击县城……这就是现状。
也不仅仅是现状，秦汉以来都是这德性，军阀对这一块区域那是又爱又恨。爱楚地老乡的暴脾气，也恨这种暴脾气。
“那就新组个衙门，各部门都挑人，择选标准只有一个：胆大心细。”
“是，使君。”
“先挑人，抓紧时间，月内考察完毕就上岗。”
“是。”
官吏选择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专项工作要求的特点，很考验地方官场的深度。比如打工者来源广泛，群体众多，这就要求一线吏员必须掌握多种方言，最少也要能够听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这年头又没有什么普通话，也推广不了官话，这就需要一线办事员的经验丰富，还要见多识广。
除此之外，一线人员要掌握基本的统计技能，因为还要承担一部分“查户口”“查身份证”的职能。
换作别的城市，只怕早就抓瞎，而武汉这么多年的扫盲，加上中小学的成立，新生代大多掌握基本的数学、语文技能。放全国大多数地区，那都是上等英才。而在武汉，体制中属于基本要求。
旧年在沔州、鄂州混饭的老牌官吏，因为武汉的体制特殊性，也不得不逼得自己去继续学习。
每年新增的知识量之大，比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学的东西多得多得多。
整个武汉官场，要是连柱状图、数据表都看不懂，那大多都是清水衙门等着退休的。
五天不到的时间，江汉观察使府又多了一个叫“外劳办”的办公室。
全称是：外来务工人员管理和保障办公室。
第八十一章 挑战
挂在江汉观察使府名下的办公室极多，大多都是府内临时增补的差遣，因为朝廷没有给官帽子，这事儿就只能内部消化。事后如果办公室成员事情办得漂亮，那么张德再问洛阳要官帽子，落实这个差遣。
对想要仕途上有所追求的精英来说，张德这种做法其实相当不错，一个英杰的成色如何，看江湖吹捧没有意义，要看实际业绩。
业绩可能会造假，但在武汉造假的成本，远比在中央朝廷还要高。
“外劳办”的主任是张贞，原本张贞是不愿意去的，这是个苦差事，做得好功劳谈不上多大，油水也基本没什么。能从外来务工人员榨什么油水出来呢？又不能把他们当奴隶卖出去，想要私自收留，胆子比天大才敢这样干。
最大的油水，也无非是赚点劳务中介费，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来择选不同的成员。
工场主挑选工人，那肯定是希望老实听话肯吃苦最好不要工资还倒贴的，至于工人寻摸活路，想的也是东家是个傻叉，白给钱让他每天耍钱逗乐子还配个小娘子暖被窝……
双方需求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而“外劳办”，首先就是要解决工人的岗前培训问题。
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思维上要达到武汉普遍社会的最低要求。小农对时间的支配方式，是绝对不可能符合工业生产要求的。至于一些奇奇怪怪的乡风习惯，在工场之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
一个能在田间地头唠嗑，在垄沟田地之间拉野屎的小农，让他明白拉屎撒尿不能在厂房里，需要的过程非常漫长。
似千几百年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业化生产活动的农民工，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让某些生物觉得尤为奇葩的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才是真正把《弟子规》等糟粕摁在地上摩擦的无上宝典。
贞观二十四年武汉面对“打工潮”，一线人员的压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小农连左右都未必能够分清，当然他们知道自己哪只手拿筷子吃饭，但未必知道自己拿筷子吃饭的那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
他们没有方向这个概念，地理距离的认知，往往是用某棵树某个山头作为座标，然后用走路“一顿饭”“一泡尿”等等事情来加以衡量。
他们也没有时间概念，最精致最有定时思量的事情，大概就是鸡叫多少遍就起来……
武汉现在不少工场区的工人，曾经也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从鸡叫三遍起床的模糊时间观念，到半夜十二点准时叫鸡的精准时间观念，改变这一切最少也是三个月。
除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贞观二十四年“打工潮”的外来务工人员，还不存在纪律这个概念，面对工头，既无知又无畏。
毫无疑问，冲突在所难免，对张贞的挑战，也绝非只有这么多。
面对“打工潮”，武汉内部要整合的力量极多，而且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武汉也不得不对外借调一些“精悍”人员。
精干人员面对冲突是没有卵用的，只有“精悍”人员，才能镇得住场面。
为此，张德还专门请了薛仁贵的属下过来帮忙，应付三到六个月。府内临时增加的“民团”数量也有三千，治安巡逻的弓手也有一千多，加上原本就有的不良人、警察、白役、府兵等等，针对“打工潮”，武汉内部调剂出了两万多人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治安事件。
诸如汉阳钢铁厂这样的“大型企业”，还从工人中组织了巡逻保安，以防偷鸡摸狗事件出现。
虽说谈不上动员，但整个武汉短短半个月就组织了五万人左右规模的组织团体，也着实吓了不少人一跳。
江西总督府的要员有三分之一是常年要在江夏和汉阳办公的，每年夏季秋季的要紧时候，除了防汛工作，还有夏粮秋粮的征收问题，离开武汉，光靠南昌是玩不转的。
更何况，连续几年增补田亩，加上“化獠为汉”的成效斐然，每年江西总督府多出来的粮食，是要销售出去的，不可能留下来存着。
而能够消化掉这些巨量粮食的地方，整个江西显然只有武汉。
地方政策上也不是不能给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条陈，比如地方州县，可以用“征发民夫”的名义，让本地“民夫”运输粮食去武汉。
至于“民夫”运输粮食去了武汉，归期如何……不作太多要求。
政策非常灵活，基本可以轻松绕过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控制的国朝政策。当然也没有人敢挑战基本国策，比如四大流放地，那是万万不能碰的。
“打工者甚多，但也不是消化不了。今年尤其是土木行，用人极多，其中半数打工者，都会去‘湖南’。徐湖南督建路桥数量之巨，堪比长城，只是条件更加艰苦一些，但徐湖南工钱是不拖欠的，工地上被征发的民夫，工期一到，都会选择留下，毕竟接着干就是拿钱。”
“这打工者，可有衙门管理？”
“多个衙署联合，只是也没谁能够拿捏章程，往往都是地方县令一把抓。实在是万一出现‘民变’，就是大事。这几月各地不良人都在加班，基本没有休假之人。”
便衣警察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毕竟打工潮往往都是乡党抱团，和武汉本地工人阶层是有极大区别的。一旦出现一两个智障一样的商人拖欠工资，或者一两个官吏吃相太过难看……楚地乡党的暴脾气，可比千几百年后的“来信砍”还要酷烈。
两三户人家就敢喊着造反冲击县城……这就是现状。
也不仅仅是现状，秦汉以来都是这德性，军阀对这一块区域那是又爱又恨。爱楚地老乡的暴脾气，也恨这种暴脾气。
“那就新组个衙门，各部门都挑人，择选标准只有一个：胆大心细。”
“是，使君。”
“先挑人，抓紧时间，月内考察完毕就上岗。”
“是。”
官吏选择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专项工作要求的特点，很考验地方官场的深度。比如打工者来源广泛，群体众多，这就要求一线吏员必须掌握多种方言，最少也要能够听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这年头又没有什么普通话，也推广不了官话，这就需要一线办事员的经验丰富，还要见多识广。
除此之外，一线人员要掌握基本的统计技能，因为还要承担一部分“查户口”“查身份证”的职能。
换作别的城市，只怕早就抓瞎，而武汉这么多年的扫盲，加上中小学的成立，新生代大多掌握基本的数学、语文技能。放全国大多数地区，那都是上等英才。而在武汉，体制中属于基本要求。
旧年在沔州、鄂州混饭的老牌官吏，因为武汉的体制特殊性，也不得不逼得自己去继续学习。
每年新增的知识量之大，比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学的东西多得多得多。
整个武汉官场，要是连柱状图、数据表都看不懂，那大多都是清水衙门等着退休的。
五天不到的时间，江汉观察使府又多了一个叫“外劳办”的办公室。
全称是：外来务工人员管理和保障办公室。
第八十一章 挑战
挂在江汉观察使府名下的办公室极多，大多都是府内临时增补的差遣，因为朝廷没有给官帽子，这事儿就只能内部消化。事后如果办公室成员事情办得漂亮，那么张德再问洛阳要官帽子，落实这个差遣。
对想要仕途上有所追求的精英来说，张德这种做法其实相当不错，一个英杰的成色如何，看江湖吹捧没有意义，要看实际业绩。
业绩可能会造假，但在武汉造假的成本，远比在中央朝廷还要高。
“外劳办”的主任是张贞，原本张贞是不愿意去的，这是个苦差事，做得好功劳谈不上多大，油水也基本没什么。能从外来务工人员榨什么油水出来呢？又不能把他们当奴隶卖出去，想要私自收留，胆子比天大才敢这样干。
最大的油水，也无非是赚点劳务中介费，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来择选不同的成员。
工场主挑选工人，那肯定是希望老实听话肯吃苦最好不要工资还倒贴的，至于工人寻摸活路，想的也是东家是个傻叉，白给钱让他每天耍钱逗乐子还配个小娘子暖被窝……
双方需求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而“外劳办”，首先就是要解决工人的岗前培训问题。
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思维上要达到武汉普遍社会的最低要求。小农对时间的支配方式，是绝对不可能符合工业生产要求的。至于一些奇奇怪怪的乡风习惯，在工场之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
一个能在田间地头唠嗑，在垄沟田地之间拉野屎的小农，让他明白拉屎撒尿不能在厂房里，需要的过程非常漫长。
似千几百年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业化生产活动的农民工，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让某些生物觉得尤为奇葩的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才是真正把《弟子规》等糟粕摁在地上摩擦的无上宝典。
贞观二十四年武汉面对“打工潮”，一线人员的压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小农连左右都未必能够分清，当然他们知道自己哪只手拿筷子吃饭，但未必知道自己拿筷子吃饭的那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
他们没有方向这个概念，地理距离的认知，往往是用某棵树某个山头作为座标，然后用走路“一顿饭”“一泡尿”等等事情来加以衡量。
他们也没有时间概念，最精致最有定时思量的事情，大概就是鸡叫多少遍就起来……
武汉现在不少工场区的工人，曾经也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从鸡叫三遍起床的模糊时间观念，到半夜十二点准时叫鸡的精准时间观念，改变这一切最少也是三个月。
除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贞观二十四年“打工潮”的外来务工人员，还不存在纪律这个概念，面对工头，既无知又无畏。
毫无疑问，冲突在所难免，对张贞的挑战，也绝非只有这么多。
面对“打工潮”，武汉内部要整合的力量极多，而且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武汉也不得不对外借调一些“精悍”人员。
精干人员面对冲突是没有卵用的，只有“精悍”人员，才能镇得住场面。
为此，张德还专门请了薛仁贵的属下过来帮忙，应付三到六个月。府内临时增加的“民团”数量也有三千，治安巡逻的弓手也有一千多，加上原本就有的不良人、警察、白役、府兵等等，针对“打工潮”，武汉内部调剂出了两万多人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治安事件。
诸如汉阳钢铁厂这样的“大型企业”，还从工人中组织了巡逻保安，以防偷鸡摸狗事件出现。
虽说谈不上动员，但整个武汉短短半个月就组织了五万人左右规模的组织团体，也着实吓了不少人一跳。
江西总督府的要员有三分之一是常年要在江夏和汉阳办公的，每年夏季秋季的要紧时候，除了防汛工作，还有夏粮秋粮的征收问题，离开武汉，光靠南昌是玩不转的。
更何况，连续几年增补田亩，加上“化獠为汉”的成效斐然，每年江西总督府多出来的粮食，是要销售出去的，不可能留下来存着。
而能够消化掉这些巨量粮食的地方，整个江西显然只有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