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则说皇帝不当言利,不能跟商人一样。

    罗成笑笑,望向崔君肃。

    “崔相,替我告诉李大学士,朝廷能够不言利不谈钱吗?”

    “圣人,普通人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也离不开钱,至于朝廷用钱之处就更多了。去岁,朝廷两税收入,计粟则两千五百余万石,布繃绵则两千五百余万端匹,钱则四百余万贯。”

    “另有工商税、专卖税、市舶关税,以及朝廷通过和买粜卖、与藩国朝贡贸易所得,共计约五千万贯左右。”

    崔君肃是朝廷的大管家,他说的这些数字,自然是不会错的,当然,这些数字,其实也是公开的,民部上奏朝廷的奏表中,都并不是保密的。

    “这些钱够支出吗?”皇帝问。

    从这些数字上看,朝廷收入很高,作为正税的两税收入,收的粟米绢布这些实物租,并不算高,若是按照隋时的租庸调制,一丁年缴两石租,两千五百万石粟,不过是一千二百来万丁的租而已。隋强盛时可是有近九百万户人丁,哪怕以每户两丁算,也是近两千万丁,一人两石那就是四千万石粟的年租收入。

    实际上虽然要扣除不课户、不课丁,但相差也是巨大的,这也是为何隋朝时的存粮能有那么多的原因所在,均田地分的少,可租却是按每丁百亩的标准统一收的年租两石。

    当然,隋时没有工商税专卖之税市舶之税等等,也不会和买、贸易这些。

    而大秦朝廷重视工商,对这块的税收立了很好的税制,税收很高,之前一年盐税就近三千万贯了,如今虽然盐税朝廷主动降了一半多,可一年也还有一千多万贯的盐税,加上提高了的茶、酒、矿的税课,使的朝廷一年专卖税就能达到近三千万贯。

    加上工商税和市舶关税一千多万,然后是朝廷主导的和买、贸易等,一年的这些钱的收入有五千万贯左右。

    很惊人。

    “圣人,朝廷收入不少,但开支也大。两税正税里的粟两千五百余万石,三百万折充绢布,添入六京库。三百万回充米豆,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回充米转入京,充官禄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驻军粮及贮备当州仓。”

    “而布绢绵两千七百余万端匹,一千万入洛阳,五百万入其余五京,剩下一千二百万诸道兵赐及和籴,并边郡充官料邮驿等费。”

    “钱五千五百余万贯,其中一千二百万贯用于偿还国债券,二百万贯用于诸道郡官课料以及驿马,六百万用于添充诸道郡的和籴军粮。”

    “另三千万贯用于三衙兵马军费开支。”

    李纲道,“那朝廷一年还有五百万贯节余?”

    “五百万贯,看似不少,可用钱之地也很多,这是朝廷预留的备用钱,一旦遇战事、水旱灾情等,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多。另外,修路、筑堤、建城等更是排着队等朝廷批复拔钱。”

    按崔君肃所说,别说五千万贯,就是有更多的钱都不够用的,现在朝廷都是卡着在用,量入为出。

    根据上一年的财政收入,然后制订下一年的财政预算,再预留一点钱备用。因此,如何制这预算,钱往哪拔,也是每年府院争执的焦点。

    不管怎么争,最后都是无法满足各方的,因此只能是大致平衡,各方面都削减一些预算,驳回一些项目请求。

    李纲倒是有些疑惑了,为何隋时仅收租庸调的实物,没有巨额的工商市舶贸易这些收入,却也一样能安稳,甚至有开皇之盛世,如今朝廷这么多的收入,反而还处处捉襟见肘呢。

    “隋时,百姓人人要服二十天免费役,未服完,还要按天折绢三尺代役叫庸。隋时,以丁征租调,不论有田无田有田多少,只要是课丁,那都是一样的租调,一年一丁两石粟租或绢两丈绵三尺。”

    “而我朝呢,自改两税法后,户分九等,贫富按差交户税,地税则按亩征收,并将原来隋时的各种杂捐摊派甚至连役也摊入亩中,按亩征地税,这样一来,田多就多征田少就少征,无田就不征,我们还把原来义仓粮社仓粮也并入了地税田亩中,实际算起来,每亩折的租粮就比过去要少的多。”

    当然,两税与租庸调制最大的区别,还是这个税率是比较弹性合理的,穷人交的税少,富人交的税多,而隋朝的税最大特色,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人丁税,按丁来收税,有钱人跟没钱人交的税一样。

    故此,隋朝时对于人口的普查和户籍的控制,是最为严格的,隋朝统一天下后,全国人口在短时间内几乎增加了三倍,其实就是把天下所有的隐户等全都搜出来了。

    这种按丁征税的办法,固然征起来简单,有多少丁就有多少税赋,可实际上很不合理,穷苦百姓,跟那些亿万富豪们缴一样的税,甚至大量的官员等成为不课户,反而不缴半点税。

    隋为什么为亡?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按隋朝的税制,若是太平年岁,大家交完租调后,还能勉强过过日子。可一旦遇灾,或是遇到大的劳役,那么本就艰难的普通百姓,就可能破产,而隋朝的税制,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就是大面积的普遍性百姓破产,大量百姓走投无路,自然就只能造反了。

    第1311章 总督

    崔君肃对李纲道,“隋朝百姓不论田地多少都要纳一样的租,服役是免费的,服不满二十天,还得每天交绢代役为庸。可我朝呢,所有的杂费摊派连同劳役,都一条鞭的摊入田亩中,不以丁为征税基本,而是以田亩为基本,故此,百姓其实要轻松的多。”

    不过这样一来,相对的,朝廷的开支其实增加了。正税减少,各种工役没有免费的民夫可征,还得出钱雇工,如此一来,仅仅是各地的土木工程这块,就增加了大笔开支。修路铺桥、水路城池,甚至是修河护堤,这些就都成了额外开支。

    如在淮河边的郡县,因淮河多水患,年年得修堤护坡,这个开支地方自己就无法负担,必须得朝廷每年拔款。

    为此,朝廷如今不得不另设了几个衙门,其中一个是运河总督衙门,负责运河的疏通维护管理,另一个便是河道总督衙门,负责的是黄河长江淮河汉江等诸江河管理。

    河道总管专管河湖疏浚、堤防诸事。

    各地的大江大河大湖,统一由朝廷的河道衙门直接管理,不再由各地方承担,算是减轻了地方负担,同时又由朝廷统一调度,增加管理效率。

    这两个总督衙门,一年的开销是相当惊人的,其中许多开支就是雇佣民夫做役的工钱开支。

    “李东阁,过去百姓常说,苛税猛于虎,百姓苦于役,前朝之时,挖运河建东都修长城征辽东,大役不断,百姓困苦,最后终至天下沸反。朕有感于此,方有了这两税之法取代租庸调税制,又特将地方杂费摊派以及劳役,皆摊入田亩之中,以减轻百姓之苦。你说,这些难道不对吗?”

    李纲无话可说,当然不说皇帝是错的。

    “过去,杨坚建长安,杨广建洛阳,隋两朝天子,营建了东西两京,征召了多少民夫,都是免费役使,百姓自带干粮前来做役,路上花费的时间有时甚至是做役的数倍,可这损失隋朝会管吗?”

    “而如今呢,朝廷近几年也陆陆续续的修复了洛阳和长安的一些宫殿,其中所用民夫并不少,但朝廷却没有免费役使半人,皆是出钱雇佣,百姓来做工,自愿应募,吃住皆在工地上,每日还有工钱,从没拖欠过一人工钱,百姓以劳动换得工钱,补贴家用,每人都很高兴,无一人不满怨恨。”

    “朝廷修复宫殿,改造城市,所费钱财,并不是直接使用国库之钱,而是通过商业的手段运作,最后双赢得利。就如长安城去年拆坊墙改街市,拆除旧坊墙,修排水沟、增添公厕浴室,增打水井等等,花费是不少,但最后把新建好的街市商铺,出售或出租出去,转手就回笼了开支,甚至还盈余了许多。”

    后世的地方官员,谁都懂得城市经营,一座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体,经营的好,那只赚不亏。现在罗成也开始引用一些这种理念,把过去简单的行政手段,改成商业运营方式,如长安和洛阳这些代表城市,表现就还不错。

    长安的街市改造试点,朝廷拆坊墙,改街铺,出租出售,自己成了土地出让者,土地开发商,最后又成了街市商铺管理商,赚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也正因长安的这成功,罗成年前把长安府尹升调御史中丞,几乎没有受到半点阻拦。他虽年轻,可政绩摆在那里。

    罗成对于李纲这种有些食古不化的老儒其实很瞧不起,不过他的品德教育还不错,这也是他一直留着李纲为太子老师的原因所在,对自己的继承人,罗成知道他能力普通,但还是希望太子能够正派,品行端正。能力弱点没关系,皇帝会有宰辅们辅佐执政,但若是皇帝品德不行,那国家才会有大祸。

    “李学士只看到了朝廷弄来了钱,却没看到这钱出自哪里,又流向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