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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吹吧！”李思明为之气结，“谁要请你演男主角，那一定是疯了！”
……
1983年5月，《阿甘正传》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开拍了，这里是编剧格卢姆的家乡。和李思明上一次拍电影时不同的地方是，这次吸引了许多记者前来采访。人世间的冷暖就是如此，当你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没有人会关注你的生老病死，但是当你出名了，人们开始围着你转，希望获得独家消息，这时候你放个屁，人们都会认为是香的。而当一个人不仅有名，而且有权有势的时候，那就不可一世了，“指鹿为马”也不再话下。
记者的不请自来，正中大卫·弗兰克尔的下怀，影片的宣传从开拍前开始，这是他的工作，李思明也不得不配合。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举行了，演员中清一色的新人，除了朱迪·福斯特成名在外。记者们都想从李思明的口中得到一些花边新闻，不过这次他们失望了，李思明严守口风，并未对自己上一部电影的失落发表评论。
“至于我下一部电影会如何，你们就等着看吧，还是那句话，下一部更棒！”李思明将自己的“专利”请了出来。
而弗兰克尔却指着上帝，发誓这次一定会叫好又叫座拿个小金人如探囊取物一般，天知道，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打发走喋喋不休的记者，李思明这才得以静下心来拍片。
整部电影是阿甘坐在路旁的公车站长椅上，清楚地、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开始诉说他的人生历程。总共经过了四位路人，分段地听他演讲他的故事。再由最后一个听众老婆婆带领回到剧中现实，回归原点，不停地倒叙。电影的开场，由一根随风飘扬的白羽毛，居无定所地飘呀飘，原本要落在一个上班族的肩膀上，准备停留，但又被一阵车风给吹走，飞过另外一辆的车底，最后落在阿甘的脚边，黏着在双脚满是污泥的鞋上。阿甘将它捡起，放在随身不离的皮箱中，里头有一本他的母亲小时候总是拿出来念给他听的童话故事书。这个羽毛当然是后期剪辑完成的。
这部还没影儿的电影，李思明请来了阿瑟·托米特做剪辑师，因为影片中有大量的根据新闻纪录片剪辑而成的镜头，不像上一部电影，剪辑是由李思明一人完成的，但这部不同，男主人公要“活”在历史人物当中，这就需要剪的完美无缺。李思明为此不会吝啬的。要是乔治·卢卡斯不是改行当导演的话，李思明就会请这位剪辑大师来担纲剪辑。
温斯顿·格卢姆的原著是一本充满讽刺意味的荒诞小说，李思明当然不会按照原著去拍。剧本进行了修饰和美化，摒弃了原著的荒诞和讽刺，添加了不少温情元素，这无疑使影片更合观众的口味，但却牺牲了原著的叛逆斗争精神，使影片成为了一种理想化道德的象征。这是观众的需求，李思明不会那么傻，拧着干，事实上，原片就是如此，李思明不会寻找个人所谓“艺术突破”。而当别人一遍又一遍地评价李思明的“电影艺术”之时，李思明却在偷笑。
“必然与偶然总是相伴而生的。就像打篮球，最后一秒的绝杀如果偶然成功了，则被认为是必然，人们会赞叹那位投手的伟大和临危不惧，顺便教练的不拘一格的用人观受到吹捧；如果投丢了，则也会被认为是必然，人们会将整场的失败归结于那位投丢的人，要么被骂手软，要么教练会被骂择人不当。人人都是事后诸葛亮！”这是李思明的想法。
要么是天堂，要么就是地狱。事实就是这样，当你成功时，人们就会谈论你成功的必然性，当作成功学书籍的素材；如果失败，人们就会寻找你失败的必然原因，一遍又一遍的当成反面教材。李思明将拍电影看作是打仗，学会让每个人发挥团队中一份子的作用，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那些演员及摄影师等演职人员，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李思明“偷懒”，尽可能让原班人马一起工作。
别的导演拍一部2小时的电影用200小时的胶片，他不怕浪费，400小时也不可惜。对此，大管家弗兰克尔很是心疼，李思明却用《大白鲨》的范例作了辩护：为了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斯皮尔伯格将《大白鲨》的拍摄时间从五十天延长到一百五十五天，预算从四百万美元增加到八百五十万美元。演职员们天天出海、晕船、遇险，紧张得几乎得了神经病。制片厂的总经理几次来电话威胁，要他停拍。然而，这一切艰难险阻终于被史蒂文用大鲨鱼般的勇气之牙咬碎了。他不但坚持拍完了片子，还使好莱坞赢得了空前的票房收入——一亿一千万美元！这令整个电影世界目瞪口呆。
汤姆·汉克斯的表演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年轻，虽然这位中国籍导演比他还要小一岁。但是汉克斯远没有到达自己的巅峰状态，不过他很勤恳，李思明也很有耐心，他不想拔苗助长。
“对不起，李，再来一遍！”汉克斯一次又一次的表示歉意。李思明怀疑他是不是有日本血统，弄得李思明都没法生气。
在ng了n次之后，汉克斯明显已经适应了自己的角色，成了“弱智”，十分朴实自然。休息地时候，就躲在一边“闭关”，一次又一次地思索着台词，揣摩着人物角色，嘴里还念念有词，像是着了魔。就连被弗兰克尔称为“门外汉”的曾智也认为不错。
“他不会留下后遗症吧？”在拍摄现场“视察工作”或者说是“监督工作”的曾智担心地说道。
“照你这么说，那演希特勒的，岂不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李思明没好气地回答道，“如果他不这样，就不叫汤姆·汉克斯了！”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爱用新人！”曾智道，“这么费劲，值得吗？”
“值，当然值！”李思明肯定地回答道。
第六十九章 俺是实力派的
艺术品并非孤立存在，它从属于当时的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是“千万个无名的人暗中合作”的结果。这是丹纳在《艺术哲学》里反复强调的。
小说作者温斯顿·格卢姆生于1944年，汤姆·汉克斯生于1956年，而小说中的阿甘和珍妮都生于1945年——戏里戏外他们都是同一代人，也就是说都拥有一代人共同的回忆和经历，感受过同样的悲伤与喜悦，一起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沧桑与变化，而这一些都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作品中去。他们就是被称为“婴儿潮一代”，也可以称为“跨掉的一代”。而他们的下一代正是“x一代”，也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新人类。
美国有位历史学家对这一代人有精彩的论述：“婴儿潮一代开始挑战传统价值观，他们年轻，自由，掌握大权，深信自己理当获得最好的待遇，并奋勇出征捍卫，高举着仁义道德的旗帜，对抗妥协，无知，贪婪，缺乏效率与利欲熏心的政治。每场战斗都是对道德原则的冲击，在善与恶的对抗中，邪恶制造者创造出巧夺天工的犯罪工具，带来重重险阻，婴儿潮一代的任务便是找出歹徒并加以摧毁……”
可悲的是这一代人反抗的和想撕碎的，正是他们后来所笃信的一些东西。
李思明如果按照年龄来讲，在美国也是这一代人，不过他是正宗的中国人。但是他对这一代人的理解却让温斯顿·格卢姆感到吃惊，他怀疑李思明是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这一代人跟美国这一代人有某种相似性。
从来就没有一位导演会严格按照一部原著小说来拍电影，所以就有了编剧和改编剧本，这个剧本里加进了导演个人的看法，然后才成为一部电影，换句话说，最终的产品——电影中必须包含有导演本人的思想。
原著小说里的阿甘并没有那么完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遭遇了女房客法兰琪小姐的诱惑，并与之发生了男女关系，他吸食大麻、打假比赛，甚至还和丹合谋，想狠狠地诓经纪人一笔钱溜之大吉等等。这个阿甘既不纯洁，也不完美，有些软弱，优柔寡断且容易受到诱惑，但也总能痛改前非，他依然善良，乐于助人，但他充当不了大众的导师，小说的结尾部分让发财之后的阿甘竞选参议员，但却以失败告终。
显然，剧本中的阿甘则拥有善良、诚实、执着、忠贞、勤奋、信守承诺等等美德，和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一样，或者说和大多数美国人自己认为和喜欢标榜的一样，这种美德又不多不少正好和数百年来美国主流社会所公认的价值观念和人性品质努力保持了一致。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又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基督教背景的国家，从早期的清教徒立国到战后“婴儿潮”一代从最初的反叛到逐渐成为信仰基督教的中坚力量，美国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无不深深打上宗教的烙印，这种文化上强烈的道德化的色彩，使得电影作为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迎合和满足中产阶级（他们是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道德上的虚荣心，显然是票房保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深刻的社会和人文思想，并且影片中宣扬的道德规范，符合美国人的心理需要，正是这本电影成为不朽名片的最重要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美国人的主旋律之一。
李思明对于剧本的贡献之一除了叙事结构方面的变动之外，在于对阿甘的女友珍妮的塑造，与原著小说相比，加强了她象征动荡不安的60年代，代表婴儿潮一代人中曾有的狂躁、叛逆的岁月这方面，而珍妮的悔恨也暗示了那一代人对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道路的反思。另一位就是丹中尉（小说中是少尉），这个越战军官的形象和遭遇，要比小说中更丰富更富有感染力。另外还增加了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用黑色幽默的口吻调侃了一番，从而更有思想深度。
“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东方人，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了解地如此透彻，如此让人信服，是难能可贵的。李思明用他的电影，生动地给美国人上了一课：借阿甘的视角审视着美国社会和历史，原来是如此精彩如此让人难忘和感动！不过李思明很显然也有顾虑，他不想，可能也害怕批判得过于激烈，尤其他还是一个中国人的前提下，他用轻松自然的叙事手法，重新编排与解构，让观众在笑声中重温了昔日的岁月，悄然卸去心灵的重负。我想这即使是白宫和政客们也无话可说！”纽约影评人，李思明的朋友哈里森·希曼后来撰文评价说。
朱迪·福斯特在剧中饰演的珍妮这个角色，戏份相对并不多。但是李思明看得出来她很用心。
关于她曾遇到的事情，剧组都闭而不谈，巧合的是，《阿甘正传》中还提到总统遇刺的政治事件。在这部电影中，美国总统成了最危险的职业：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事件、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被迫下台，碰巧阿甘是检举人，这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非关史实。
后来的福特继任，福特在他只有895天的总统生涯中，曾两次遇刺都没有受伤，1980年当选的前好莱坞明星里根总统也遭枪击。
政界看起来是个充斥着枪林弹雨的地方，明面上的攻击和背地里的黑暗，让人防不胜防，剧作者借用一个“智力低下”之人的眼睛，用黑色幽默讽刺着“正常人”的世界。剧中阿甘身后总有一群尾随者，他们找不到人生的答案，盲目地追随阿甘，可以这么说，这就是美国当时社会的一种现实，人们对现实失望，找不到生存的动力与意义，只好无望地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而阿甘却总能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现实，勇敢地跑下去，这不能不说是绝妙的讽刺。
不过，那些记者还是对她相当感兴趣。对于她来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是不愿提及的。李思明出于保护的目的，将那些如苍蝇般的记者驱逐出去，并且禁止剧组谈论这件事。
“当初，你选她来演这个角色，是不是居心不良啊？”曾智问道。
天地良心，李思明真没有这个想法，拿演员的花边新闻作为电影的噱头，这不是他能干得出来的事。但是李思明说自己只是看中她的演技，却没有人相信这一点。
“俺是实力派的！”李思明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个事实。
“别得了便宜卖乖，你这个人，只要看到有利用的价值，绝不会那么轻易的放手！”曾智是这样认为的。
而负责发行和宣传的大卫·弗兰克尔，至少在内心中是有意无意地利用这件事的。
……
美国人是严格遵守劳动法的，遵守到了让亚洲人有些无奈的地步。在香港拍电影，通宵达旦地赶拍，那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样既可以尽快地上市，也可以少掉一部份租摄影棚的钱，可从没有加班费这一说。但是在美国不同，你得遵守劳动法规，每周还要过周末，与家人共渡周末是上帝也无法拒绝的，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阿明，你看，1860年当选的林肯总统被刺杀，1880年的加菲尔德在上任半年就被刺伤，两个月后去世，1900年当选的麦金利总统也遇刺身亡，1920年当选的哈丁总统因内部机密透露被砒霜毒死，1940年罗斯福当选，这位战争总统运气好些，但最后也死于任上，1960年当选的肯尼迪下场很惨，1980年上任的里根很幸运，只受点伤，好歹这命是保住了。”拍片的闲暇时分，曾智扳着手指头，跟李思明扯着话题，“我发现以上被刺的总统当选年份都是整零年，而且是每隔20年都会遇刺一位。”
“嗯，是有些道理。不过这是你发现的规律？你什么时候对美国历史发生了兴趣，是某个小报上看的吧？我还想说我能预测未来呢！”李思明奇道，“没事你琢磨这个干嘛？美国总统就是绝种了也不会让你我来当美国总统滴。”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关心一下还有错？我是个无神论者，至于预测未来的鬼话打死我也不信，你要是能预测，那你告诉我明天哪支股票会涨，我立马去买，利润我让你拿大头，你别摇头啊，你的大话不攻自破无言以对了吧？不过我说的这个历史事件是有据可查的，可是你却无法用常理去解释。”曾智不紧不慢地道，貌似历史学家，“不知道，如果到了2000年，那年当选的总统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下场。到时候，我就雇个人扛着摄像机天天跟在人家总统后面，这万一要是被我拍到血案发生的现场，那就火了！拿个最佳新闻奖什么的如探囊取物！”
李思明被他的奇谈怪论给震住了。不过人家小布什不是不幸，而是更不幸，本·拉丹大叔让他吃尽了苦头。换了李思明，倒是宁愿守在世贸大楼旁，等着看烟火。检举？不要被怀疑是同伙就不错了！
朱迪不愧为曾被提名为奥斯卡奖最佳女配角的演员，虽然没有摘冠，但她曾经顶着“奥斯卡小公主”的称号。现在更成熟的她，将一位在混乱年代里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不甘寂寞，但是最终却满身疲惫内心空虚的年轻女人刻画地有血有肉。女主人公染上了几乎所有的恶习，如吸毒、性解放等，最后她死于一种病毒——其实影射的是艾滋病毒。
“甘，快跑！”影片中，朱迪大喊，她喊得仿佛是自己，逃避着来自他人的攻击。当她从地上捡拾起石块，砸向剧中给女主人公以痛苦回忆的老房子的时候，仿佛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
……
1983年5月，《阿甘正传》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开拍了，这里是编剧格卢姆的家乡。和李思明上一次拍电影时不同的地方是，这次吸引了许多记者前来采访。人世间的冷暖就是如此，当你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没有人会关注你的生老病死，但是当你出名了，人们开始围着你转，希望获得独家消息，这时候你放个屁，人们都会认为是香的。而当一个人不仅有名，而且有权有势的时候，那就不可一世了，“指鹿为马”也不再话下。
记者的不请自来，正中大卫·弗兰克尔的下怀，影片的宣传从开拍前开始，这是他的工作，李思明也不得不配合。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举行了，演员中清一色的新人，除了朱迪·福斯特成名在外。记者们都想从李思明的口中得到一些花边新闻，不过这次他们失望了，李思明严守口风，并未对自己上一部电影的失落发表评论。
“至于我下一部电影会如何，你们就等着看吧，还是那句话，下一部更棒！”李思明将自己的“专利”请了出来。
而弗兰克尔却指着上帝，发誓这次一定会叫好又叫座拿个小金人如探囊取物一般，天知道，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打发走喋喋不休的记者，李思明这才得以静下心来拍片。
整部电影是阿甘坐在路旁的公车站长椅上，清楚地、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开始诉说他的人生历程。总共经过了四位路人，分段地听他演讲他的故事。再由最后一个听众老婆婆带领回到剧中现实，回归原点，不停地倒叙。电影的开场，由一根随风飘扬的白羽毛，居无定所地飘呀飘，原本要落在一个上班族的肩膀上，准备停留，但又被一阵车风给吹走，飞过另外一辆的车底，最后落在阿甘的脚边，黏着在双脚满是污泥的鞋上。阿甘将它捡起，放在随身不离的皮箱中，里头有一本他的母亲小时候总是拿出来念给他听的童话故事书。这个羽毛当然是后期剪辑完成的。
这部还没影儿的电影，李思明请来了阿瑟·托米特做剪辑师，因为影片中有大量的根据新闻纪录片剪辑而成的镜头，不像上一部电影，剪辑是由李思明一人完成的，但这部不同，男主人公要“活”在历史人物当中，这就需要剪的完美无缺。李思明为此不会吝啬的。要是乔治·卢卡斯不是改行当导演的话，李思明就会请这位剪辑大师来担纲剪辑。
温斯顿·格卢姆的原著是一本充满讽刺意味的荒诞小说，李思明当然不会按照原著去拍。剧本进行了修饰和美化，摒弃了原著的荒诞和讽刺，添加了不少温情元素，这无疑使影片更合观众的口味，但却牺牲了原著的叛逆斗争精神，使影片成为了一种理想化道德的象征。这是观众的需求，李思明不会那么傻，拧着干，事实上，原片就是如此，李思明不会寻找个人所谓“艺术突破”。而当别人一遍又一遍地评价李思明的“电影艺术”之时，李思明却在偷笑。
“必然与偶然总是相伴而生的。就像打篮球，最后一秒的绝杀如果偶然成功了，则被认为是必然，人们会赞叹那位投手的伟大和临危不惧，顺便教练的不拘一格的用人观受到吹捧；如果投丢了，则也会被认为是必然，人们会将整场的失败归结于那位投丢的人，要么被骂手软，要么教练会被骂择人不当。人人都是事后诸葛亮！”这是李思明的想法。
要么是天堂，要么就是地狱。事实就是这样，当你成功时，人们就会谈论你成功的必然性，当作成功学书籍的素材；如果失败，人们就会寻找你失败的必然原因，一遍又一遍的当成反面教材。李思明将拍电影看作是打仗，学会让每个人发挥团队中一份子的作用，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那些演员及摄影师等演职人员，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李思明“偷懒”，尽可能让原班人马一起工作。
别的导演拍一部2小时的电影用200小时的胶片，他不怕浪费，400小时也不可惜。对此，大管家弗兰克尔很是心疼，李思明却用《大白鲨》的范例作了辩护：为了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斯皮尔伯格将《大白鲨》的拍摄时间从五十天延长到一百五十五天，预算从四百万美元增加到八百五十万美元。演职员们天天出海、晕船、遇险，紧张得几乎得了神经病。制片厂的总经理几次来电话威胁，要他停拍。然而，这一切艰难险阻终于被史蒂文用大鲨鱼般的勇气之牙咬碎了。他不但坚持拍完了片子，还使好莱坞赢得了空前的票房收入——一亿一千万美元！这令整个电影世界目瞪口呆。
汤姆·汉克斯的表演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年轻，虽然这位中国籍导演比他还要小一岁。但是汉克斯远没有到达自己的巅峰状态，不过他很勤恳，李思明也很有耐心，他不想拔苗助长。
“对不起，李，再来一遍！”汉克斯一次又一次的表示歉意。李思明怀疑他是不是有日本血统，弄得李思明都没法生气。
在ng了n次之后，汉克斯明显已经适应了自己的角色，成了“弱智”，十分朴实自然。休息地时候，就躲在一边“闭关”，一次又一次地思索着台词，揣摩着人物角色，嘴里还念念有词，像是着了魔。就连被弗兰克尔称为“门外汉”的曾智也认为不错。
“他不会留下后遗症吧？”在拍摄现场“视察工作”或者说是“监督工作”的曾智担心地说道。
“照你这么说，那演希特勒的，岂不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李思明没好气地回答道，“如果他不这样，就不叫汤姆·汉克斯了！”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爱用新人！”曾智道，“这么费劲，值得吗？”
“值，当然值！”李思明肯定地回答道。
第六十九章 俺是实力派的
艺术品并非孤立存在，它从属于当时的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是“千万个无名的人暗中合作”的结果。这是丹纳在《艺术哲学》里反复强调的。
小说作者温斯顿·格卢姆生于1944年，汤姆·汉克斯生于1956年，而小说中的阿甘和珍妮都生于1945年——戏里戏外他们都是同一代人，也就是说都拥有一代人共同的回忆和经历，感受过同样的悲伤与喜悦，一起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沧桑与变化，而这一些都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作品中去。他们就是被称为“婴儿潮一代”，也可以称为“跨掉的一代”。而他们的下一代正是“x一代”，也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新人类。
美国有位历史学家对这一代人有精彩的论述：“婴儿潮一代开始挑战传统价值观，他们年轻，自由，掌握大权，深信自己理当获得最好的待遇，并奋勇出征捍卫，高举着仁义道德的旗帜，对抗妥协，无知，贪婪，缺乏效率与利欲熏心的政治。每场战斗都是对道德原则的冲击，在善与恶的对抗中，邪恶制造者创造出巧夺天工的犯罪工具，带来重重险阻，婴儿潮一代的任务便是找出歹徒并加以摧毁……”
可悲的是这一代人反抗的和想撕碎的，正是他们后来所笃信的一些东西。
李思明如果按照年龄来讲，在美国也是这一代人，不过他是正宗的中国人。但是他对这一代人的理解却让温斯顿·格卢姆感到吃惊，他怀疑李思明是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这一代人跟美国这一代人有某种相似性。
从来就没有一位导演会严格按照一部原著小说来拍电影，所以就有了编剧和改编剧本，这个剧本里加进了导演个人的看法，然后才成为一部电影，换句话说，最终的产品——电影中必须包含有导演本人的思想。
原著小说里的阿甘并没有那么完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遭遇了女房客法兰琪小姐的诱惑，并与之发生了男女关系，他吸食大麻、打假比赛，甚至还和丹合谋，想狠狠地诓经纪人一笔钱溜之大吉等等。这个阿甘既不纯洁，也不完美，有些软弱，优柔寡断且容易受到诱惑，但也总能痛改前非，他依然善良，乐于助人，但他充当不了大众的导师，小说的结尾部分让发财之后的阿甘竞选参议员，但却以失败告终。
显然，剧本中的阿甘则拥有善良、诚实、执着、忠贞、勤奋、信守承诺等等美德，和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一样，或者说和大多数美国人自己认为和喜欢标榜的一样，这种美德又不多不少正好和数百年来美国主流社会所公认的价值观念和人性品质努力保持了一致。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又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基督教背景的国家，从早期的清教徒立国到战后“婴儿潮”一代从最初的反叛到逐渐成为信仰基督教的中坚力量，美国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无不深深打上宗教的烙印，这种文化上强烈的道德化的色彩，使得电影作为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迎合和满足中产阶级（他们是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道德上的虚荣心，显然是票房保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深刻的社会和人文思想，并且影片中宣扬的道德规范，符合美国人的心理需要，正是这本电影成为不朽名片的最重要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美国人的主旋律之一。
李思明对于剧本的贡献之一除了叙事结构方面的变动之外，在于对阿甘的女友珍妮的塑造，与原著小说相比，加强了她象征动荡不安的60年代，代表婴儿潮一代人中曾有的狂躁、叛逆的岁月这方面，而珍妮的悔恨也暗示了那一代人对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道路的反思。另一位就是丹中尉（小说中是少尉），这个越战军官的形象和遭遇，要比小说中更丰富更富有感染力。另外还增加了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用黑色幽默的口吻调侃了一番，从而更有思想深度。
“一个外国人，特别是一个东方人，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了解地如此透彻，如此让人信服，是难能可贵的。李思明用他的电影，生动地给美国人上了一课：借阿甘的视角审视着美国社会和历史，原来是如此精彩如此让人难忘和感动！不过李思明很显然也有顾虑，他不想，可能也害怕批判得过于激烈，尤其他还是一个中国人的前提下，他用轻松自然的叙事手法，重新编排与解构，让观众在笑声中重温了昔日的岁月，悄然卸去心灵的重负。我想这即使是白宫和政客们也无话可说！”纽约影评人，李思明的朋友哈里森·希曼后来撰文评价说。
朱迪·福斯特在剧中饰演的珍妮这个角色，戏份相对并不多。但是李思明看得出来她很用心。
关于她曾遇到的事情，剧组都闭而不谈，巧合的是，《阿甘正传》中还提到总统遇刺的政治事件。在这部电影中，美国总统成了最危险的职业：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事件、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被迫下台，碰巧阿甘是检举人，这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非关史实。
后来的福特继任，福特在他只有895天的总统生涯中，曾两次遇刺都没有受伤，1980年当选的前好莱坞明星里根总统也遭枪击。
政界看起来是个充斥着枪林弹雨的地方，明面上的攻击和背地里的黑暗，让人防不胜防，剧作者借用一个“智力低下”之人的眼睛，用黑色幽默讽刺着“正常人”的世界。剧中阿甘身后总有一群尾随者，他们找不到人生的答案，盲目地追随阿甘，可以这么说，这就是美国当时社会的一种现实，人们对现实失望，找不到生存的动力与意义，只好无望地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而阿甘却总能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现实，勇敢地跑下去，这不能不说是绝妙的讽刺。
不过，那些记者还是对她相当感兴趣。对于她来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是不愿提及的。李思明出于保护的目的，将那些如苍蝇般的记者驱逐出去，并且禁止剧组谈论这件事。
“当初，你选她来演这个角色，是不是居心不良啊？”曾智问道。
天地良心，李思明真没有这个想法，拿演员的花边新闻作为电影的噱头，这不是他能干得出来的事。但是李思明说自己只是看中她的演技，却没有人相信这一点。
“俺是实力派的！”李思明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个事实。
“别得了便宜卖乖，你这个人，只要看到有利用的价值，绝不会那么轻易的放手！”曾智是这样认为的。
而负责发行和宣传的大卫·弗兰克尔，至少在内心中是有意无意地利用这件事的。
……
美国人是严格遵守劳动法的，遵守到了让亚洲人有些无奈的地步。在香港拍电影，通宵达旦地赶拍，那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样既可以尽快地上市，也可以少掉一部份租摄影棚的钱，可从没有加班费这一说。但是在美国不同，你得遵守劳动法规，每周还要过周末，与家人共渡周末是上帝也无法拒绝的，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阿明，你看，1860年当选的林肯总统被刺杀，1880年的加菲尔德在上任半年就被刺伤，两个月后去世，1900年当选的麦金利总统也遇刺身亡，1920年当选的哈丁总统因内部机密透露被砒霜毒死，1940年罗斯福当选，这位战争总统运气好些，但最后也死于任上，1960年当选的肯尼迪下场很惨，1980年上任的里根很幸运，只受点伤，好歹这命是保住了。”拍片的闲暇时分，曾智扳着手指头，跟李思明扯着话题，“我发现以上被刺的总统当选年份都是整零年，而且是每隔20年都会遇刺一位。”
“嗯，是有些道理。不过这是你发现的规律？你什么时候对美国历史发生了兴趣，是某个小报上看的吧？我还想说我能预测未来呢！”李思明奇道，“没事你琢磨这个干嘛？美国总统就是绝种了也不会让你我来当美国总统滴。”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关心一下还有错？我是个无神论者，至于预测未来的鬼话打死我也不信，你要是能预测，那你告诉我明天哪支股票会涨，我立马去买，利润我让你拿大头，你别摇头啊，你的大话不攻自破无言以对了吧？不过我说的这个历史事件是有据可查的，可是你却无法用常理去解释。”曾智不紧不慢地道，貌似历史学家，“不知道，如果到了2000年，那年当选的总统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下场。到时候，我就雇个人扛着摄像机天天跟在人家总统后面，这万一要是被我拍到血案发生的现场，那就火了！拿个最佳新闻奖什么的如探囊取物！”
李思明被他的奇谈怪论给震住了。不过人家小布什不是不幸，而是更不幸，本·拉丹大叔让他吃尽了苦头。换了李思明，倒是宁愿守在世贸大楼旁，等着看烟火。检举？不要被怀疑是同伙就不错了！
朱迪不愧为曾被提名为奥斯卡奖最佳女配角的演员，虽然没有摘冠，但她曾经顶着“奥斯卡小公主”的称号。现在更成熟的她，将一位在混乱年代里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不甘寂寞，但是最终却满身疲惫内心空虚的年轻女人刻画地有血有肉。女主人公染上了几乎所有的恶习，如吸毒、性解放等，最后她死于一种病毒——其实影射的是艾滋病毒。
“甘，快跑！”影片中，朱迪大喊，她喊得仿佛是自己，逃避着来自他人的攻击。当她从地上捡拾起石块，砸向剧中给女主人公以痛苦回忆的老房子的时候，仿佛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