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德军推进速度太快，各中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势头也远远超过总参谋部预计，化整为零骚扰补给线的办法马上就变得不适用——小部队会遭遇中亚民族武装分子的攻击，鞑靼人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不弱，再加上普通民众对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普遍敌视——中亚有很多遭流放的少数民族，红军游击队根本没存在空间，化整为零只会让当地武装一一吃掉。
朱可夫只能退而求其次，一方面利用部分部队引诱隆美尔追击，另一方面秘密集中了2个军包括近3个坦克旅，6万余人和200多辆坦克去进攻德军登陆场和主要物资囤积点，按照设想，只要吃掉这15万余人并夺取或破坏有关物资，就能逆转有关中亚局面。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遭遇突然进攻的德军部队只是最开始有些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依托防线就地固守，并着力呼叫空中火力支援，强行进攻的远东红军所部流尽鲜血也没法在德军陆空一体的顽强防守前占得便宜，战役从8月27日发起，但最终甚至连迫使隆美尔回转的机会都没有。
德军只有20余辆坦克，开战第一天3个红军坦克旅便利用装甲优势发起突击，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被ju-87g和88高射炮击毁的t-34、t-43们充斥着视野。每当红军试图集结发起进攻，he-218们便俯冲攻击。迫使红军只能将进攻时间挪到晚上，试图利用夜战、近战拿下对手。
但这种招数也没有取得成功，8月28-30日，双方激战三天，被包围的德军如同大海中的礁石，任凭红军进攻部队如海浪冲刷一样层层叠叠冲上来，散潮后只留下一地尸体。8月29日，当夜战事最密集、最危险之际，德军不顾阵地暴露危险，先用照明弹照亮阵地前沿，然后用希姆莱管风琴打出了大范围齐射，一口气击溃了正准备使用人海战术冲击的2个红军步兵师。
随着时间推移，局面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因为德军守着登陆场，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军火供应，根本无匮乏之虞，而数轮强攻后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9月1日，隆美尔派遣的援兵赶到，而且援兵投放的方式也很隆美尔式——意大利伞兵旅和斯徒登特将军的伞兵师直接在红军进攻部队侧后方空降，大量-323、ar-232运输机在野战机场降落，甚至连意大利空军的联合运输机（联合攻击机的运输版）也加入该行列。
经改进的-323h型号发挥了极大优势，将24辆新出厂不久、带有75反坦克火炮的美洲狮轮式装甲车快速运到前线，非洲战役中的古德里安没怎么用上这款专业用于沙漠战的8对轮装甲车，但在中亚的广袤戈壁上，轮式装甲车发挥了极大优势，不但机动性极高，还拥有不亚于3号突击炮的反坦克能力。
空降成了压倒战事的最后一根稻草，9月2日，朱可夫见事已不可为，下令部队撤退，来时2个军6万余人的生力部队到撤退时只剩下不到2万人，坦克只剩下不到20辆。
很明显，德军在里海东岸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具有典型意义，虽然空军加成对其影响极大，但反过来说，红军也不可能在中央战场获得4倍以上的兵力优势。基于这次小战役暴露出来的问题，华西列夫斯基旗帜鲜明地反对朱可夫的提议。
第035章 第三次打击（7）
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距离不够，连带战役时间也不够。
距离不够很显然，即便红军同意放弃伏尔加河右岸地区，德军进攻部队距离本方至关重要的战略节点也只有600多公里，该距离与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出发进攻的红军距离基本接近。红军本就在机械化运动能力上逊色于对手，而在实战过程中，德军只要撤军即可走完这600多公里路程，而红军那500多公里距离却需一段又一段打过去，谁更容易一目了然。
届时很容易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红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赶到战略点，结果大举回防的德军已撤退，红军不仅功亏一篑，还可能因为德军重兵部队加入而损失惨重。
能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的是红军事先在德军撤退路线上部署狙击部队，但又要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又要部署足够兵力狙击，华西列夫斯基认为超越了红军的现有能力。
“唯一可利用的办法是迅速进军，但我坚持认为时间完全不够。”华西列夫斯基概括道。
对这条意见，斯大林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没继续追问下去，只不动声色地问道：“那第三条呢？”
“第三条是这样的进攻不可能获得我们期待的、决定性胜利。”华西列夫斯基解释道，“这是我从根本上反对这次冒险进攻的原因所在。”
他一开始说这话时还有点拘谨，但越说越放开，越说越大胆。
“即便我们达成了战役目的，所取得的成绩和战果也很有限，我们不可能借此消灭德军重兵集团，最多只能迫使敌人停下前进的脚步稳固后方，而我们却要动用为数不多的优秀部队执行进攻任务——这根本是以我之短攻敌之长，等把这点机动力量、装备消耗殆尽后，就算撑过这个冬天，明年春夏之交的日子也会很难过。”华西列夫斯基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目前距离冬天只有2个月，德军如果要进攻也只有2个月，我们放开中路让他们打，只要我们扼守住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北翼和以斯大林格勒为核心的南翼，他们目前取得的任何进展都是一个巨型突出部，始终面临我军从突出部底线出击的威胁，德国人难道还能飞上天去？”
他差不多洋洋洒洒说了大半个小时，边将便还观察最高统帅的表情，发现对方听得很认真，在旁边的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也频频点头，虽然他奇怪为什么今天汇报时斯大林同志让另外两位也在场，不过受到鼓舞的他还是毫无顾忌地说了。
“您说的意见很好。”斯大林追问道，“这些意见康斯坦丁同志知道么？”
“知道，我和他都交流过。”
“他有什么想法？”
“他还是没放弃在中亚战场的努力……”华西列夫斯基有些弄不懂这位老搭档的思路：中亚战场明明事不可为，为什么死缠烂打不放？朱可夫现在不但工作重心在这里，连本人都跑去现场直接指挥。不过他不愿意在最高领袖面前说对方坏话，只解释了一句，“朱可夫同志还是坚持一贯的观点，认为苏维埃的未来不能再久拖不决，既然打算和德国人搞停战谈判，那就痛痛快快打上一场，拖得越久对我们自身伤害越大，对今后国家元气的恢复也越不利……我反对他这种自暴自弃的盲动态度，明知道取胜机会寥寥无几，硬要往前凑……”
平心而论，华西列夫斯基这段话虽然带有一点情绪，但还是把朱可夫的无奈说了出来，他相信斯大林完全明白背后的用意。
“我明白您的想法了，容我再仔细思考一下，希望总参谋部就德军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的做好应对。”
“是！”华西列夫斯基敬礼后就告辞了，只留下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三人组。
“对刚才这番话你们怎么看？”斯大林问自己的两个亲密战友。
莫洛托夫叹了口气：“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用自己专业的态度诠释了标准的军事路线，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位合格的总参谋长，而朱可夫同志显然更像一员统帅，他真正知道党和国家需要什么。”
伏罗希洛夫摇摇头：“朱可夫同志在作战计划有关个人意见的电报里将一切都说得很清楚了——综合权衡后，这是目前的次优选择，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要么没接受这个结论，要么朱可夫同志没把全部意见告诉他，我猜是后一种可能。”
没人傻乎乎去问为什么朱可夫不把意见对华西列夫斯基全盘托出——这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表现，因为决定朱可夫下战役决心的已不是纯粹军事因素，更多地掺入了政治和其他方面情绪的考量。他前次已对华西列夫斯基暗示，两人在重大决策上不能完全一致，这不仅是为了自身，更是为了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朱可夫显然比华西列夫斯基更能明白斯大林决定放弃列宁格勒的用意：在后者看来，这决定多半是为了改善不利的战线态势，而在前者眼中，这标志着斯大林同志已基本下定决心要和轴心媾和了，双方唯一的分歧在于具体条件还谈不拢，所以需要再磨一磨。朱可夫认为计划的着重点就在于帮助下定决心、加快议和进程：要么是进攻成功，红军取得一定优势从而迫使德方答应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要么是进攻失败，红军丧失最后的进攻能力，帮助斯大林同志下定决心接受德国条件——德国人会不会继续提高要价还在两说之间。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看问题是有明显分歧的，很多时候甚至截然不同。就放弃列宁格勒这件事，华西列夫斯基的解读是出于军事需要——缩短了战线、节约了兵力，赢得了宝贵的重整机会，而朱可夫的解读是出于政治需要——斯大林同志需要试探一下德国人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试探一下国内民众对与德国停战媾和的接受度，以及如何看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第036章 第三次打击（8）
很多时候，媾和不一定比坚持抵抗代价更大。
如果按华西列夫斯基的策略继续下去，红军当然能不断推迟决定命运的那一刻到来，但反过来也避免了决定性结果的出现——无论是好是坏！所以朱可夫的结论是，斯大林即便同意南北两路向心进攻，出发点也不是为了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恰恰相反，他在寻找体面而稳妥的媾和之路，华西列夫斯基的拖延战术注定因不符合政治前提而不会获得采纳。
就朱可夫而言，他其实还有一个最优选择，那就是立即利用现有局势和条件迅速和德军媾和——因为英国人试图媾和的风声已传了过来，一旦英国投降，东线压力将进一步增大。至于美国人，他不认为罗斯福有什么反扑能力，他们自己至少首先要解决马岛问题。
实践证明他的猜想是正确的，莫洛托夫用一句“合格的总参谋长”来形容华西列夫斯基，就把这种“书生意气”诠释得淋漓尽致。但就如何媾和斯大林显然还有不同想法，否则他也不会置朱可夫的“最优方案”于不顾，偏偏选择次优方案，并还琢磨着打上一仗。
“对停战这件事，基层的同志到底怎么看？”斯大林已从贝利亚手中获取了一些民众意见，但他还是有些不太放心，要再找别人印证落实下。
“基层的声音很复杂。”莫洛托夫叹了口气，“一部分同志认为，战争进展到这个程度，红军取得军事胜利的机会极其渺茫，学习列宁同志签署第二个布列斯特合约虽然痛苦，但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这以领导干部、中级以上军官比较普遍；一小部分同志认为，战争打到现在，我们很困难，但敌人同样困难，继续坚持的话曙光可能会出现在眼前；还有极少一部分同志认为，不能和敌人签署这种合约，但也不能再在这里坚持下去，建议将党和国家机构搬迁到远东和西伯利亚去，一部分红军化整为零在沦陷国土打游击战——该策略借鉴了中国的例子，南京政府在丢掉大部分精华国土后不与日本和平，更不与日本傀儡政权发生关系，而是搬迁至西南地区持续抵抗。”
按照莫洛托夫的概括：第一种意见主张学列宁；第二种意见主张学巴黎公社，第三种意见主张学中国，不过他很巧妙地避开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
斯大林把目光转向伏罗希洛夫，后者回答道：“我个人认为第三种不是好办法，苏维埃和中国情况不同，远东和西伯利亚人口太少，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0，经济基础羸弱，根本无法长期坚持。而中国西南地区虽然发达程度比沿海要差很多，但差距并未像我们这么大，而其人口密度不算低，重庆政权在情况最恶劣时至少还拥有全国总人口的40；至于第二种嘛，我认为要掌握斗争的策略。”
所谓策略其实就是指当初列宁如果同意党内多数派与德国硬拼到底，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立即就会变成第二个巴黎公社。伏罗希洛夫是斯大林心腹干将之一，打仗水平完全辱没了元帅这个称号，但政治力与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的水平超过了大多数人，不然最初五大元帅被清洗掉三个，另一个布琼尼现在靠边站，只有他还活得有滋有味，要是没点水平，早就成了内务部的祭品了。
斯大林点点头，伏罗希洛夫的意见其实很明确：第三条不是好办法；第二条是死路，唯一能选择的就是第一条。
“看来大多数同志赞同第一条办法。”斯大林慢条斯理地说道，“这说明党中央前段时间的秘密行动和决定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是反映了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你们认为呢？”
朱可夫只能退而求其次，一方面利用部分部队引诱隆美尔追击，另一方面秘密集中了2个军包括近3个坦克旅，6万余人和200多辆坦克去进攻德军登陆场和主要物资囤积点，按照设想，只要吃掉这15万余人并夺取或破坏有关物资，就能逆转有关中亚局面。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遭遇突然进攻的德军部队只是最开始有些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依托防线就地固守，并着力呼叫空中火力支援，强行进攻的远东红军所部流尽鲜血也没法在德军陆空一体的顽强防守前占得便宜，战役从8月27日发起，但最终甚至连迫使隆美尔回转的机会都没有。
德军只有20余辆坦克，开战第一天3个红军坦克旅便利用装甲优势发起突击，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被ju-87g和88高射炮击毁的t-34、t-43们充斥着视野。每当红军试图集结发起进攻，he-218们便俯冲攻击。迫使红军只能将进攻时间挪到晚上，试图利用夜战、近战拿下对手。
但这种招数也没有取得成功，8月28-30日，双方激战三天，被包围的德军如同大海中的礁石，任凭红军进攻部队如海浪冲刷一样层层叠叠冲上来，散潮后只留下一地尸体。8月29日，当夜战事最密集、最危险之际，德军不顾阵地暴露危险，先用照明弹照亮阵地前沿，然后用希姆莱管风琴打出了大范围齐射，一口气击溃了正准备使用人海战术冲击的2个红军步兵师。
随着时间推移，局面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因为德军守着登陆场，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军火供应，根本无匮乏之虞，而数轮强攻后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9月1日，隆美尔派遣的援兵赶到，而且援兵投放的方式也很隆美尔式——意大利伞兵旅和斯徒登特将军的伞兵师直接在红军进攻部队侧后方空降，大量-323、ar-232运输机在野战机场降落，甚至连意大利空军的联合运输机（联合攻击机的运输版）也加入该行列。
经改进的-323h型号发挥了极大优势，将24辆新出厂不久、带有75反坦克火炮的美洲狮轮式装甲车快速运到前线，非洲战役中的古德里安没怎么用上这款专业用于沙漠战的8对轮装甲车，但在中亚的广袤戈壁上，轮式装甲车发挥了极大优势，不但机动性极高，还拥有不亚于3号突击炮的反坦克能力。
空降成了压倒战事的最后一根稻草，9月2日，朱可夫见事已不可为，下令部队撤退，来时2个军6万余人的生力部队到撤退时只剩下不到2万人，坦克只剩下不到20辆。
很明显，德军在里海东岸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具有典型意义，虽然空军加成对其影响极大，但反过来说，红军也不可能在中央战场获得4倍以上的兵力优势。基于这次小战役暴露出来的问题，华西列夫斯基旗帜鲜明地反对朱可夫的提议。
第035章 第三次打击（7）
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距离不够，连带战役时间也不够。
距离不够很显然，即便红军同意放弃伏尔加河右岸地区，德军进攻部队距离本方至关重要的战略节点也只有600多公里，该距离与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出发进攻的红军距离基本接近。红军本就在机械化运动能力上逊色于对手，而在实战过程中，德军只要撤军即可走完这600多公里路程，而红军那500多公里距离却需一段又一段打过去，谁更容易一目了然。
届时很容易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红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赶到战略点，结果大举回防的德军已撤退，红军不仅功亏一篑，还可能因为德军重兵部队加入而损失惨重。
能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的是红军事先在德军撤退路线上部署狙击部队，但又要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又要部署足够兵力狙击，华西列夫斯基认为超越了红军的现有能力。
“唯一可利用的办法是迅速进军，但我坚持认为时间完全不够。”华西列夫斯基概括道。
对这条意见，斯大林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没继续追问下去，只不动声色地问道：“那第三条呢？”
“第三条是这样的进攻不可能获得我们期待的、决定性胜利。”华西列夫斯基解释道，“这是我从根本上反对这次冒险进攻的原因所在。”
他一开始说这话时还有点拘谨，但越说越放开，越说越大胆。
“即便我们达成了战役目的，所取得的成绩和战果也很有限，我们不可能借此消灭德军重兵集团，最多只能迫使敌人停下前进的脚步稳固后方，而我们却要动用为数不多的优秀部队执行进攻任务——这根本是以我之短攻敌之长，等把这点机动力量、装备消耗殆尽后，就算撑过这个冬天，明年春夏之交的日子也会很难过。”华西列夫斯基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目前距离冬天只有2个月，德军如果要进攻也只有2个月，我们放开中路让他们打，只要我们扼守住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北翼和以斯大林格勒为核心的南翼，他们目前取得的任何进展都是一个巨型突出部，始终面临我军从突出部底线出击的威胁，德国人难道还能飞上天去？”
他差不多洋洋洒洒说了大半个小时，边将便还观察最高统帅的表情，发现对方听得很认真，在旁边的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也频频点头，虽然他奇怪为什么今天汇报时斯大林同志让另外两位也在场，不过受到鼓舞的他还是毫无顾忌地说了。
“您说的意见很好。”斯大林追问道，“这些意见康斯坦丁同志知道么？”
“知道，我和他都交流过。”
“他有什么想法？”
“他还是没放弃在中亚战场的努力……”华西列夫斯基有些弄不懂这位老搭档的思路：中亚战场明明事不可为，为什么死缠烂打不放？朱可夫现在不但工作重心在这里，连本人都跑去现场直接指挥。不过他不愿意在最高领袖面前说对方坏话，只解释了一句，“朱可夫同志还是坚持一贯的观点，认为苏维埃的未来不能再久拖不决，既然打算和德国人搞停战谈判，那就痛痛快快打上一场，拖得越久对我们自身伤害越大，对今后国家元气的恢复也越不利……我反对他这种自暴自弃的盲动态度，明知道取胜机会寥寥无几，硬要往前凑……”
平心而论，华西列夫斯基这段话虽然带有一点情绪，但还是把朱可夫的无奈说了出来，他相信斯大林完全明白背后的用意。
“我明白您的想法了，容我再仔细思考一下，希望总参谋部就德军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的做好应对。”
“是！”华西列夫斯基敬礼后就告辞了，只留下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三人组。
“对刚才这番话你们怎么看？”斯大林问自己的两个亲密战友。
莫洛托夫叹了口气：“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用自己专业的态度诠释了标准的军事路线，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位合格的总参谋长，而朱可夫同志显然更像一员统帅，他真正知道党和国家需要什么。”
伏罗希洛夫摇摇头：“朱可夫同志在作战计划有关个人意见的电报里将一切都说得很清楚了——综合权衡后，这是目前的次优选择，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要么没接受这个结论，要么朱可夫同志没把全部意见告诉他，我猜是后一种可能。”
没人傻乎乎去问为什么朱可夫不把意见对华西列夫斯基全盘托出——这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表现，因为决定朱可夫下战役决心的已不是纯粹军事因素，更多地掺入了政治和其他方面情绪的考量。他前次已对华西列夫斯基暗示，两人在重大决策上不能完全一致，这不仅是为了自身，更是为了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朱可夫显然比华西列夫斯基更能明白斯大林决定放弃列宁格勒的用意：在后者看来，这决定多半是为了改善不利的战线态势，而在前者眼中，这标志着斯大林同志已基本下定决心要和轴心媾和了，双方唯一的分歧在于具体条件还谈不拢，所以需要再磨一磨。朱可夫认为计划的着重点就在于帮助下定决心、加快议和进程：要么是进攻成功，红军取得一定优势从而迫使德方答应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要么是进攻失败，红军丧失最后的进攻能力，帮助斯大林同志下定决心接受德国条件——德国人会不会继续提高要价还在两说之间。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看问题是有明显分歧的，很多时候甚至截然不同。就放弃列宁格勒这件事，华西列夫斯基的解读是出于军事需要——缩短了战线、节约了兵力，赢得了宝贵的重整机会，而朱可夫的解读是出于政治需要——斯大林同志需要试探一下德国人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试探一下国内民众对与德国停战媾和的接受度，以及如何看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第036章 第三次打击（8）
很多时候，媾和不一定比坚持抵抗代价更大。
如果按华西列夫斯基的策略继续下去，红军当然能不断推迟决定命运的那一刻到来，但反过来也避免了决定性结果的出现——无论是好是坏！所以朱可夫的结论是，斯大林即便同意南北两路向心进攻，出发点也不是为了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恰恰相反，他在寻找体面而稳妥的媾和之路，华西列夫斯基的拖延战术注定因不符合政治前提而不会获得采纳。
就朱可夫而言，他其实还有一个最优选择，那就是立即利用现有局势和条件迅速和德军媾和——因为英国人试图媾和的风声已传了过来，一旦英国投降，东线压力将进一步增大。至于美国人，他不认为罗斯福有什么反扑能力，他们自己至少首先要解决马岛问题。
实践证明他的猜想是正确的，莫洛托夫用一句“合格的总参谋长”来形容华西列夫斯基，就把这种“书生意气”诠释得淋漓尽致。但就如何媾和斯大林显然还有不同想法，否则他也不会置朱可夫的“最优方案”于不顾，偏偏选择次优方案，并还琢磨着打上一仗。
“对停战这件事，基层的同志到底怎么看？”斯大林已从贝利亚手中获取了一些民众意见，但他还是有些不太放心，要再找别人印证落实下。
“基层的声音很复杂。”莫洛托夫叹了口气，“一部分同志认为，战争进展到这个程度，红军取得军事胜利的机会极其渺茫，学习列宁同志签署第二个布列斯特合约虽然痛苦，但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这以领导干部、中级以上军官比较普遍；一小部分同志认为，战争打到现在，我们很困难，但敌人同样困难，继续坚持的话曙光可能会出现在眼前；还有极少一部分同志认为，不能和敌人签署这种合约，但也不能再在这里坚持下去，建议将党和国家机构搬迁到远东和西伯利亚去，一部分红军化整为零在沦陷国土打游击战——该策略借鉴了中国的例子，南京政府在丢掉大部分精华国土后不与日本和平，更不与日本傀儡政权发生关系，而是搬迁至西南地区持续抵抗。”
按照莫洛托夫的概括：第一种意见主张学列宁；第二种意见主张学巴黎公社，第三种意见主张学中国，不过他很巧妙地避开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
斯大林把目光转向伏罗希洛夫，后者回答道：“我个人认为第三种不是好办法，苏维埃和中国情况不同，远东和西伯利亚人口太少，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0，经济基础羸弱，根本无法长期坚持。而中国西南地区虽然发达程度比沿海要差很多，但差距并未像我们这么大，而其人口密度不算低，重庆政权在情况最恶劣时至少还拥有全国总人口的40；至于第二种嘛，我认为要掌握斗争的策略。”
所谓策略其实就是指当初列宁如果同意党内多数派与德国硬拼到底，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立即就会变成第二个巴黎公社。伏罗希洛夫是斯大林心腹干将之一，打仗水平完全辱没了元帅这个称号，但政治力与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的水平超过了大多数人，不然最初五大元帅被清洗掉三个，另一个布琼尼现在靠边站，只有他还活得有滋有味，要是没点水平，早就成了内务部的祭品了。
斯大林点点头，伏罗希洛夫的意见其实很明确：第三条不是好办法；第二条是死路，唯一能选择的就是第一条。
“看来大多数同志赞同第一条办法。”斯大林慢条斯理地说道，“这说明党中央前段时间的秘密行动和决定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是反映了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你们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