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慢慢地他们就觉察出不对劲来，杜鲁门这小子绝对是故意，他包藏祸心——故意激起军人对调查委员会的反感和不满。谁都知道杜鲁门一直负责军中审计，其办事作风平时早就为人所了解，突然变成这样肯定不正常。而杜鲁门本人的立场在那天会议上阐述得非常清楚——攻击华莱士动摇军心、是叛国，还要弹劾他。突然间风格大变只有一个解释：他后面有人逼他，是谁呢？共和党人和杜威！
于是愕然的场面一幕又一幕出现了：凡问询到的军官，不论军衔高低，对保护费一节一概说不知道、不清楚、从未听说过，“长官们还会讨论这个？是你们疯了吧？”、“长官要卖国还这么麻烦？直接把舰队位置、兵力部署告诉日本人不就结了？”等言论层出不穷。
最搞笑的是审讯金上将的副官，问金上将平时做什么，他把金上将几时起床、几时出门、几时看病、几时吃饭说得清清楚楚，就差答复金上将一天拉几次屎，但一问关键内容全都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知道？”副官反问道，“他是我的长官，他开什么会，做什么决策、讨论什么内容还能告诉我？我又不是美国总统，他凭什么和我汇报？”
“你让他签署的文件呢？”
“诺，你们不是都查档案了么，我记不清了，档案里都有。”
“平时闲聊时总会说几句吧？”
“不说！一句也不说！”副官头一梗，“像长官这种保密意识这么强的人，怎么可能说这些？倒是说让我多锻炼身体、多学点其他技能，今后别当军官了，免得将来受议员们的气！”
“你！”这分明是指着和尚骂秃驴了，议员们恼羞成怒又没有办法。
时间一天天过去，人员都查遍了，结果对保护费的事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我不知情！”、“我不相信！”、“不可能！”最后总算查到了一点有关联的蛛丝马迹，一个后勤军官报告：“长官要求准备30条船，货物尽可能装匀点，每种物资每条船上都该有。”
调查委员会如获至宝，决定深入挖掘，但一会儿他们就挖不出来了。
“这么做的原因很好猜，苏联人肯定化整为零用单条运输舰艇去冲封锁线，谁也不知道哪艘船会出事，这样安排非常妥当的，偶尔有几条被击沉不会导致某类物资全面丧失。”
2月10日，筋疲力尽的委员们找上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和武官，请他们谈谈保护费的事。
大使表示不太清楚，一般都是武官们负责联系，而武官则说：“40的数字我大概清楚一点。”
“能不能请您详细谈谈，我们会完全保密。”
“当然可以，在12月份物资被拦截后，我方提出了替代方案，建议贵方将交货地改在阿留申群岛，然后由我方派遣船员将物资输送回国，回国不按照船队编组，由单舰利用夜色、天气掩护突进……”武官不紧不慢地道，“当时说了个40的比例，是我们参考了英加航线上的损失作出的综合评估，认为大概会有这么多损耗，具体是高是低谁都没尝试过。”
“那为什么要定在阿留申呢？由我方直接运过来并解散编队不就行了嘛？”
“贵方不是一直顾虑这样做么？”
“顾虑什么？”
“这么做有很大可能被日方军舰或潜艇击沉，贵国很可能损失大量人员。而贵国是最重视公民生命的，只怕这样一来会让某些人找借口掐掉运输线。为打消贵国顾虑，斯大林同志指示派遣不怕死的苏维埃将士来执行最后一段最危险的航程。”武官当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可他收到过最高指示，事件真相哪怕他死了都不能透露半个字，怎么可能告诉调查委员会呢？
现在调查委员会完全抓瞎了：本方这里根本找不到证据，苏方又完全矢口否认，总不能求证于日方吧？
罗斯福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哈里果然有办法！”
霍普金斯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他点点头：“特纳这桩事也找到了人，明天让哈里去提审他，是该做个了结了……”
第029章 历史转折中的罗斯福（4）
2月12日晚上，即独立调查委员会向国会报告“保护费”事件初步结论的前一天，民主党全国委员长、同为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圣路易斯民主党领袖罗伯特·e·汉尼根找到了杜鲁门交换意见，两人平日关系十分密切，一直相互支持，说话并不会兜太多圈子。
“现在结论很明显，所有细节查证、知情人询问和档案研究都不能让‘保护费’这件事成立，也就是说，不管真相如何，起码定罪证据不足！”汉尼根道，“在事实面前，我相信共和党人无话可说。”
杜鲁门点点头：“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费了这么多脑筋、听了这么多抱怨，最终就要这个结果，这很好。”
“但特纳的案子比较棘手，大家还在争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即便这样做是必要的，光英格索尔上将揽下责任似乎还不够，特纳也应该要辞职——但这与总统要求不符。不仅共和党是这个态度，我们党其他几个委员似乎也有这么点意识，无非没表露出来而已。另外，共和党人在煽动陆军基层部队对海军的不满情绪，说假如没有处置不公的因素存在，为什么2个师是‘阵前起义’而不是坦然投降？试图通过反证来推导出海军居心不良……”
杜鲁门点点头，苦笑道：“其实还有一种更明显挑拨离间的说法：特纳那天说陆军有很多这样的师，而海军舰队只有1支，言下之意是2个陆军师不如舰队重要，那将来海军遇到紧急情况还可能再继续放弃陆军部队喽？中下级军官持不满态度者甚多。”
这一点很让人头疼，到底是一支舰队重要还是2个陆军师重要，凡懂军事的都知道该如何选择。就像在日常，到底是一个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更有价值还是一个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的老年人更有价值其实很容易判断，但这种明显的结论却不“正确”，或者说不符合“政治正确”原则——宪法说人人平等，没有谁比谁更高贵、更重要。放这个场合里，难道能旗帜鲜明地表示陆军重要还是海军重要？
“所以特纳这件事非常麻烦，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汉尼根叹了口气，“特别是他们查证资料后又发现特纳原来提出过很多作战计划设想，包括用50-60艘护航航母去进攻亚速尔拼掉德国飞机，为后续舰队登陆开辟道路这样疯狂的念头。”
杜鲁门摇头道：“我不这么看问题，我其实认为特纳是对的，不仅如此，我们之所以遭遇一连串失利都是因为我们没发挥最佳优势所致。”
“您能说说看么？”
“我查阅了参联会的作战指挥记录并对照了战役公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在去年联合舰队与德国人和我们在非洲一线大打出手时，尼米茨将军的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地面部队正在东南亚持续反攻，岛屿上的日军一片一片地死——完全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死亡。如果是我国军队，陆军一定愤愤不平地抗议，我们的飞机呢？我们的舰队呢？但是，日本人用数万人的死伤拖住了我们的步伐，给联合舰队的胜利创造了良机。虽然我不喜欢日本人，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疯狂的牺牲精神比我们那该死的‘政治正确’要高明得多，难道日本陆军就心甘情愿为海军而死？难道陆军的命就贱一点？没上层压着，可能么？”
汉尼根点点头，他对军队不太熟悉，这种说法还是头一次听到，非常新鲜。
“我再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是我刚刚这几天和苏联人交流才知道的……”杜鲁门解释道，“堀悌吉在东京发动政变，谁执行具体指令呢？是一个叫柴崎惠次的陆军中将，他指挥着一个美械陆战旅团。这人你我都不认识，但一提起来你就明白——他是当时塔拉瓦日本守军的最高指挥官，塔拉瓦战役中尼米茨将军将岛上的日军从5000人歼灭到不过几十个人，他是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之一。然后我查看过海军作战纪要，发现当初堀悌吉率领联合舰队扫荡澳新而不是去直接救他，换而言之，柴崎惠次之所以这么惨，完全是拜堀悌吉救援行动迟缓之赐。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反过来为堀悌吉效力，你怎么想？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体制中会有这样具备自我牺牲精神、义无反顾为长官效死的军官么？”
“可怕，可怕……”汉尼根喃喃自语。
美国军队的传统都是号召效忠国家，效忠美国人民，怎么可能强调效忠长官，为长官赴死？——这不民主！
“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重要，自己不能被牺牲，那谁来牺牲呢？”杜鲁门意兴阑珊道，“总统明天安排了人出场，希望能用他的演讲来鼓舞士气、挫败共和党的阴谋，然后再把特纳的事拖一拖，看看有没有转机，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了。总统的想法我明白，杜威的意思，我也能明白。我只是不明白共和党人为什么要用这种煽动把军队搞乱，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难道他们不是美国人？难道他们永远不想当总统了？”
“这只是他们争权夺利的手段罢了，总统身体不好，我们党又出了华莱士这样的叛徒，所以他们不但着眼于大选，还盯上了国会选举。”汉尼根叹息道，“我理解总统保住特纳的想法，但你这几天表现有点过火了，不但共和党深表诧异，甚至不明真相的军界也对你颇有微词，当然我看高层军界都是理解的，也明白这是种政治手腕——高标准、严要求办成铁案将来就翻不了案。”
“是嘛……这很好，万一我将来要下手也狠得下心。”
“下手？”汉尼根吃惊道，“你要下什么手？”
“你认为，这场战争还能打赢么？”杜鲁门用颇可玩味的口吻问道。
“这个……我说不好。”
“我认为很难打赢了。”杜鲁门微微一笑，“不仅我这么想，总统或许也这么想。”
“那他？”
“他的任期还有11个月，他口头上说得很强硬，实质是不想做一个失败的总统罢了，所以无论死活都要拖过这一年，至于将来谈判……”杜鲁门笑道，“那可就不是他的事了。”
于是愕然的场面一幕又一幕出现了：凡问询到的军官，不论军衔高低，对保护费一节一概说不知道、不清楚、从未听说过，“长官们还会讨论这个？是你们疯了吧？”、“长官要卖国还这么麻烦？直接把舰队位置、兵力部署告诉日本人不就结了？”等言论层出不穷。
最搞笑的是审讯金上将的副官，问金上将平时做什么，他把金上将几时起床、几时出门、几时看病、几时吃饭说得清清楚楚，就差答复金上将一天拉几次屎，但一问关键内容全都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知道？”副官反问道，“他是我的长官，他开什么会，做什么决策、讨论什么内容还能告诉我？我又不是美国总统，他凭什么和我汇报？”
“你让他签署的文件呢？”
“诺，你们不是都查档案了么，我记不清了，档案里都有。”
“平时闲聊时总会说几句吧？”
“不说！一句也不说！”副官头一梗，“像长官这种保密意识这么强的人，怎么可能说这些？倒是说让我多锻炼身体、多学点其他技能，今后别当军官了，免得将来受议员们的气！”
“你！”这分明是指着和尚骂秃驴了，议员们恼羞成怒又没有办法。
时间一天天过去，人员都查遍了，结果对保护费的事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我不知情！”、“我不相信！”、“不可能！”最后总算查到了一点有关联的蛛丝马迹，一个后勤军官报告：“长官要求准备30条船，货物尽可能装匀点，每种物资每条船上都该有。”
调查委员会如获至宝，决定深入挖掘，但一会儿他们就挖不出来了。
“这么做的原因很好猜，苏联人肯定化整为零用单条运输舰艇去冲封锁线，谁也不知道哪艘船会出事，这样安排非常妥当的，偶尔有几条被击沉不会导致某类物资全面丧失。”
2月10日，筋疲力尽的委员们找上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和武官，请他们谈谈保护费的事。
大使表示不太清楚，一般都是武官们负责联系，而武官则说：“40的数字我大概清楚一点。”
“能不能请您详细谈谈，我们会完全保密。”
“当然可以，在12月份物资被拦截后，我方提出了替代方案，建议贵方将交货地改在阿留申群岛，然后由我方派遣船员将物资输送回国，回国不按照船队编组，由单舰利用夜色、天气掩护突进……”武官不紧不慢地道，“当时说了个40的比例，是我们参考了英加航线上的损失作出的综合评估，认为大概会有这么多损耗，具体是高是低谁都没尝试过。”
“那为什么要定在阿留申呢？由我方直接运过来并解散编队不就行了嘛？”
“贵方不是一直顾虑这样做么？”
“顾虑什么？”
“这么做有很大可能被日方军舰或潜艇击沉，贵国很可能损失大量人员。而贵国是最重视公民生命的，只怕这样一来会让某些人找借口掐掉运输线。为打消贵国顾虑，斯大林同志指示派遣不怕死的苏维埃将士来执行最后一段最危险的航程。”武官当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可他收到过最高指示，事件真相哪怕他死了都不能透露半个字，怎么可能告诉调查委员会呢？
现在调查委员会完全抓瞎了：本方这里根本找不到证据，苏方又完全矢口否认，总不能求证于日方吧？
罗斯福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哈里果然有办法！”
霍普金斯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他点点头：“特纳这桩事也找到了人，明天让哈里去提审他，是该做个了结了……”
第029章 历史转折中的罗斯福（4）
2月12日晚上，即独立调查委员会向国会报告“保护费”事件初步结论的前一天，民主党全国委员长、同为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圣路易斯民主党领袖罗伯特·e·汉尼根找到了杜鲁门交换意见，两人平日关系十分密切，一直相互支持，说话并不会兜太多圈子。
“现在结论很明显，所有细节查证、知情人询问和档案研究都不能让‘保护费’这件事成立，也就是说，不管真相如何，起码定罪证据不足！”汉尼根道，“在事实面前，我相信共和党人无话可说。”
杜鲁门点点头：“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费了这么多脑筋、听了这么多抱怨，最终就要这个结果，这很好。”
“但特纳的案子比较棘手，大家还在争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即便这样做是必要的，光英格索尔上将揽下责任似乎还不够，特纳也应该要辞职——但这与总统要求不符。不仅共和党是这个态度，我们党其他几个委员似乎也有这么点意识，无非没表露出来而已。另外，共和党人在煽动陆军基层部队对海军的不满情绪，说假如没有处置不公的因素存在，为什么2个师是‘阵前起义’而不是坦然投降？试图通过反证来推导出海军居心不良……”
杜鲁门点点头，苦笑道：“其实还有一种更明显挑拨离间的说法：特纳那天说陆军有很多这样的师，而海军舰队只有1支，言下之意是2个陆军师不如舰队重要，那将来海军遇到紧急情况还可能再继续放弃陆军部队喽？中下级军官持不满态度者甚多。”
这一点很让人头疼，到底是一支舰队重要还是2个陆军师重要，凡懂军事的都知道该如何选择。就像在日常，到底是一个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更有价值还是一个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的老年人更有价值其实很容易判断，但这种明显的结论却不“正确”，或者说不符合“政治正确”原则——宪法说人人平等，没有谁比谁更高贵、更重要。放这个场合里，难道能旗帜鲜明地表示陆军重要还是海军重要？
“所以特纳这件事非常麻烦，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汉尼根叹了口气，“特别是他们查证资料后又发现特纳原来提出过很多作战计划设想，包括用50-60艘护航航母去进攻亚速尔拼掉德国飞机，为后续舰队登陆开辟道路这样疯狂的念头。”
杜鲁门摇头道：“我不这么看问题，我其实认为特纳是对的，不仅如此，我们之所以遭遇一连串失利都是因为我们没发挥最佳优势所致。”
“您能说说看么？”
“我查阅了参联会的作战指挥记录并对照了战役公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在去年联合舰队与德国人和我们在非洲一线大打出手时，尼米茨将军的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地面部队正在东南亚持续反攻，岛屿上的日军一片一片地死——完全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死亡。如果是我国军队，陆军一定愤愤不平地抗议，我们的飞机呢？我们的舰队呢？但是，日本人用数万人的死伤拖住了我们的步伐，给联合舰队的胜利创造了良机。虽然我不喜欢日本人，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疯狂的牺牲精神比我们那该死的‘政治正确’要高明得多，难道日本陆军就心甘情愿为海军而死？难道陆军的命就贱一点？没上层压着，可能么？”
汉尼根点点头，他对军队不太熟悉，这种说法还是头一次听到，非常新鲜。
“我再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是我刚刚这几天和苏联人交流才知道的……”杜鲁门解释道，“堀悌吉在东京发动政变，谁执行具体指令呢？是一个叫柴崎惠次的陆军中将，他指挥着一个美械陆战旅团。这人你我都不认识，但一提起来你就明白——他是当时塔拉瓦日本守军的最高指挥官，塔拉瓦战役中尼米茨将军将岛上的日军从5000人歼灭到不过几十个人，他是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之一。然后我查看过海军作战纪要，发现当初堀悌吉率领联合舰队扫荡澳新而不是去直接救他，换而言之，柴崎惠次之所以这么惨，完全是拜堀悌吉救援行动迟缓之赐。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反过来为堀悌吉效力，你怎么想？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体制中会有这样具备自我牺牲精神、义无反顾为长官效死的军官么？”
“可怕，可怕……”汉尼根喃喃自语。
美国军队的传统都是号召效忠国家，效忠美国人民，怎么可能强调效忠长官，为长官赴死？——这不民主！
“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重要，自己不能被牺牲，那谁来牺牲呢？”杜鲁门意兴阑珊道，“总统明天安排了人出场，希望能用他的演讲来鼓舞士气、挫败共和党的阴谋，然后再把特纳的事拖一拖，看看有没有转机，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了。总统的想法我明白，杜威的意思，我也能明白。我只是不明白共和党人为什么要用这种煽动把军队搞乱，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难道他们不是美国人？难道他们永远不想当总统了？”
“这只是他们争权夺利的手段罢了，总统身体不好，我们党又出了华莱士这样的叛徒，所以他们不但着眼于大选，还盯上了国会选举。”汉尼根叹息道，“我理解总统保住特纳的想法，但你这几天表现有点过火了，不但共和党深表诧异，甚至不明真相的军界也对你颇有微词，当然我看高层军界都是理解的，也明白这是种政治手腕——高标准、严要求办成铁案将来就翻不了案。”
“是嘛……这很好，万一我将来要下手也狠得下心。”
“下手？”汉尼根吃惊道，“你要下什么手？”
“你认为，这场战争还能打赢么？”杜鲁门用颇可玩味的口吻问道。
“这个……我说不好。”
“我认为很难打赢了。”杜鲁门微微一笑，“不仅我这么想，总统或许也这么想。”
“那他？”
“他的任期还有11个月，他口头上说得很强硬，实质是不想做一个失败的总统罢了，所以无论死活都要拖过这一年，至于将来谈判……”杜鲁门笑道，“那可就不是他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