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杨稷躲到了江西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又有杨士奇的一个好友庇护，锦衣卫查了三年都没查到。这回露出蛛丝马迹，纯粹是杨稷自己以为风声过了、跑到县城里典当东西。他一个过惯了好日子的纨绔子弟，估计忍受了三年粗茶淡饭的日子挺不容易的。
朝中闻讯杨稷被逮，立刻就有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的官员上书，细诉杨稷犯法三十余条。有各种各样的事，甚么调戏良家女子，打架斗殴，非法持剑，毁坏国营伎院公物（旧院、金陵十六楼等），闹市驰马，侮辱官员……实在是能犯的事都犯了，最大的一件还是杀人罪。
接着便有言官弹劾杨士奇，主要是谋反罪、徇私枉法罪、收受贿赂罪，以及一些逾制的可大可小的事。
朱高煦这时才知道，这个杨稷原来干了那么多坏事。很微妙的地方是，杨稷被抓之前，朱高煦完全没有收到过弹劾杨家父子的奏章。
朱高煦忽然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当着朝臣的面，随口说了一句“杨士奇贤明，朕不忍杀之”，大有过几年要启用的意思；应该造成了很多人的形势误判。
而最近锦衣卫忽然调集大量人马，快马直扑江西将杨稷捉拿归案，其阵仗很大，大伙儿似乎才如梦方醒！
洪武时期，官场就有人说高阳郡王狡诈，今日一看，臣僚们无不恍然大悟。
吕震张鹤等废太子时期的官员，也急忙上书痛陈杨士奇的罪状，恨不得马上与其划清界限。这让吕震在士林的名声一落千丈，因为永乐朝时期，吕震还因为与废太子关系太近，遭太宗警觉逮入诏狱反省。
朱高煦拿着一叠弹劾杨士奇的奏章，左思右想，决定堆到柔仪殿的一副架子下面，暂时留中不发。
永乐初年的血雨腥风、大明朝十余年间的两次大规模内战，到此时余震才稍稍平息，朱高煦不能轻易再让朝廷兴起风浪。
他得让满朝官员真正相信，以前的仇恨已经过去了，他朱高煦绝对不会秋后算账。
次日御门听政的时候，朱高煦便当众说道：“杨家父子罪状，朕已知晓。从今往后无论多久，诸臣不得再提，违者严惩！”
许多官员都高呼：“圣上圣明！”其中喊声最大的，反而是积极弹劾杨士奇的官员。
朱高煦执政以来看了很多以前的卷宗，也大概明白本朝的立法、司法完全是两码事。立法量刑非常重，只要把杨士奇的事弄到明面上说，牵连很快就会扩大化，很多本身就有关系的人、都要倒霉。杨士奇是废太子的亲信，只要在洪熙朝做过官的大臣、有几个完全与杨士奇毫无关系的？
而这种莫名兴起的朝政风浪，根本就毫无益处。
第八百三十二章 一个错误
在没有与任何大臣商议的情况下，朱高煦下令翰林院写了两道圣旨，其中一道送往刑部、大明央行、内阁宣读；另一道给行人刘鸣。
第一份是让央行的长官、或次级长官替代进入内阁决事，内阁扩充为十人；在刑部增设“工商法提举司”，长官为正四品提举，另有编修、参议等几个官职。
提举司负责修订工商法令，但每条法令通过，要经廷议决定。职权还包括复审各地的工商业、财产纠纷、借贷等财富相关的案件。受刑部尚书薛岩、两个侍郎的节制。
第二份则是表彰刘鸣在日本国有功，将他调往刑部，升任正四品工商法提举司提举，主持立法。
上回朱高煦增设“大明央行”，并任命宋礼为长官，也是当场决定，没有与谁商议过。但这回，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
刘鸣那份主张“与时俱进”的奏本，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时间并不长，很容易便挑起了朝中大臣的敏感神经。夏元吉、蹇义、吕震、解缙等等一干文官，当天就表现出了对此事的抵触情绪。
至于前两天还有的“废太子”旧案的风波，忽然之间就被人们抛诸脑外。
次日御门听政时，蹇义便上奏：“行人刘鸣，武德年己丑科三甲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两年有余，或不能担当四品之职，圣上三思。”
朱高煦不置可否。
翰林院的解缙立刻站了出来，径直说道：“圣上，刘鸣此人既无资历，也不见有过人之才。不过是揣摩上意、阿谀奉承之辈，写了一篇奏本，便平步青云，走的是钻营的路子。朝廷一开终南山捷径，上下诸官皆效仿之，岂是好事？还望圣上收回成命。”
顿时不少人都向解缙投去了赞赏的目光，恨不得竖起大拇指，情况非常难得。
朱高煦道：“圣旨已传视诸官，撤回则有损朝廷威严。”
他的话说得轻描淡写，但心头已有火气。稍微忍耐了一下，朱高煦又想：解缙只是敢说，他就算不说，看样子有些官员也是这个意思。
反正不管是蹇义、还是解缙，都不能抗旨，圣旨所言之事仍得执行。朱高煦便没多说，就此算了，然后叫大臣们各司其职，起身离开了奉天门。
有些朝代的中后期，皇帝对官员的人事权不再完整；可以杀官、罢免官员，但没法仅凭圣旨提拔官员；朝廷中枢官署，甚至可以把皇帝的圣旨打回去。
然而大明初的情况不一样，朱高煦延续的是太祖、太宗的规则。皇帝有乾坤独断的大权，想封谁做甚么官，一句话的事而已。
朱高煦没有太祖的精力、将所有权力都握在自己手里，但是他心头很清楚：不能轻易放开三样大权，人事、兵权、财权。
所以他懒得理会解缙等人，通过这件事、倒可以提醒官员们：皇帝有绝对人事权。
……吏部尚书蹇义今天没有去内阁，派吏部左侍郎去了。他守在吏部衙门里，等刘鸣前来领任命状、官服、印玺、安家费等规定的东西时，蹇义便授意下属，找理由拖延推诿了过去，叫刘鸣明天再来。
各衙门的办事效率本来就不高，吏部没说不给刘鸣办，拖延个三两日实属正常。
但此事显然无法一直拖延下去。因为洪武年间的中书省已经被裁撤了，六部尚书、理论上只有诸事的执行权。蹇义根本没有权力拒绝执行中枢的决策，抗旨是最蠢的法子。
今天早上蹇义先站出来劝诫圣上，诸寮必定对他寄予厚望，怎能轻易向乳臭未干的“新党”投降？何况此时仓促放手了，将来再对付刘鸣等人那帮新党，必定非常麻烦。
当然常规的办法，其实是以辞职要挟皇帝，如果一大片官员辞职，那效果就非常好了。
不过蹇义仍然在掂量，当今皇帝是不是会吃这一套？
今上登基以来，表现得十分温和、也很能听从大臣们的建议，但蹇义绝不会被表象迷惑……今上与他父皇朱棣，本质上是同一种皇帝，通过战争夺权，麾下一大票并肩打仗的武夫弟兄，牢牢掌握着天下兵权；这样的皇帝，就算一次斩决成千上万的官吏，也不会丢掉皇位。太祖、太宗都干过那样的事。
黄子澄、铁铉、方孝孺等等全族的血，至今仍然没有尽然干透，大明朝廷的恐怖政策，如何能让人轻易忘却？
蹇义坐在书房里冥思，有某一刻他想去找夏元吉商议。
吏部衙署、户部衙署的大堂门口，都有锦衣卫坐班；即便是下值后私下见面，也必定逃不脱锦衣卫的耳目，蹇义这等部堂大员，乃锦衣卫的重点“保护”对象。
不过蹇义倒也不用怕。武德年以来，皇帝从来没有不让大臣们私下议事，活动还是比较随意的。蹇义打消了找夏元吉的念头，只是觉得没有甚么太大的作用，反而给人结党的话题。
蹇义左思右想之后，第二天一早，他写了奏本叫人送进皇城、称病了。而蹇义的下属当然也会继续推诿刘鸣办事、依照昨日蹇义的暗示罢了，这点事他们还是有见识的。
……上午，朱高煦便拿到了蹇义的称病奏本。几乎是一瞬间，他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昨天才见过蹇义，此人活蹦乱跳的毫无病容，怎么可能如此凑巧一下子就病倒？而且朱高煦的脑子里、很快浮现出了这样一个场面：蹇义接着会辞职，然后一大群官员上辞呈要告老还乡。
朝中闻讯杨稷被逮，立刻就有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的官员上书，细诉杨稷犯法三十余条。有各种各样的事，甚么调戏良家女子，打架斗殴，非法持剑，毁坏国营伎院公物（旧院、金陵十六楼等），闹市驰马，侮辱官员……实在是能犯的事都犯了，最大的一件还是杀人罪。
接着便有言官弹劾杨士奇，主要是谋反罪、徇私枉法罪、收受贿赂罪，以及一些逾制的可大可小的事。
朱高煦这时才知道，这个杨稷原来干了那么多坏事。很微妙的地方是，杨稷被抓之前，朱高煦完全没有收到过弹劾杨家父子的奏章。
朱高煦忽然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当着朝臣的面，随口说了一句“杨士奇贤明，朕不忍杀之”，大有过几年要启用的意思；应该造成了很多人的形势误判。
而最近锦衣卫忽然调集大量人马，快马直扑江西将杨稷捉拿归案，其阵仗很大，大伙儿似乎才如梦方醒！
洪武时期，官场就有人说高阳郡王狡诈，今日一看，臣僚们无不恍然大悟。
吕震张鹤等废太子时期的官员，也急忙上书痛陈杨士奇的罪状，恨不得马上与其划清界限。这让吕震在士林的名声一落千丈，因为永乐朝时期，吕震还因为与废太子关系太近，遭太宗警觉逮入诏狱反省。
朱高煦拿着一叠弹劾杨士奇的奏章，左思右想，决定堆到柔仪殿的一副架子下面，暂时留中不发。
永乐初年的血雨腥风、大明朝十余年间的两次大规模内战，到此时余震才稍稍平息，朱高煦不能轻易再让朝廷兴起风浪。
他得让满朝官员真正相信，以前的仇恨已经过去了，他朱高煦绝对不会秋后算账。
次日御门听政的时候，朱高煦便当众说道：“杨家父子罪状，朕已知晓。从今往后无论多久，诸臣不得再提，违者严惩！”
许多官员都高呼：“圣上圣明！”其中喊声最大的，反而是积极弹劾杨士奇的官员。
朱高煦执政以来看了很多以前的卷宗，也大概明白本朝的立法、司法完全是两码事。立法量刑非常重，只要把杨士奇的事弄到明面上说，牵连很快就会扩大化，很多本身就有关系的人、都要倒霉。杨士奇是废太子的亲信，只要在洪熙朝做过官的大臣、有几个完全与杨士奇毫无关系的？
而这种莫名兴起的朝政风浪，根本就毫无益处。
第八百三十二章 一个错误
在没有与任何大臣商议的情况下，朱高煦下令翰林院写了两道圣旨，其中一道送往刑部、大明央行、内阁宣读；另一道给行人刘鸣。
第一份是让央行的长官、或次级长官替代进入内阁决事，内阁扩充为十人；在刑部增设“工商法提举司”，长官为正四品提举，另有编修、参议等几个官职。
提举司负责修订工商法令，但每条法令通过，要经廷议决定。职权还包括复审各地的工商业、财产纠纷、借贷等财富相关的案件。受刑部尚书薛岩、两个侍郎的节制。
第二份则是表彰刘鸣在日本国有功，将他调往刑部，升任正四品工商法提举司提举，主持立法。
上回朱高煦增设“大明央行”，并任命宋礼为长官，也是当场决定，没有与谁商议过。但这回，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
刘鸣那份主张“与时俱进”的奏本，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时间并不长，很容易便挑起了朝中大臣的敏感神经。夏元吉、蹇义、吕震、解缙等等一干文官，当天就表现出了对此事的抵触情绪。
至于前两天还有的“废太子”旧案的风波，忽然之间就被人们抛诸脑外。
次日御门听政时，蹇义便上奏：“行人刘鸣，武德年己丑科三甲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两年有余，或不能担当四品之职，圣上三思。”
朱高煦不置可否。
翰林院的解缙立刻站了出来，径直说道：“圣上，刘鸣此人既无资历，也不见有过人之才。不过是揣摩上意、阿谀奉承之辈，写了一篇奏本，便平步青云，走的是钻营的路子。朝廷一开终南山捷径，上下诸官皆效仿之，岂是好事？还望圣上收回成命。”
顿时不少人都向解缙投去了赞赏的目光，恨不得竖起大拇指，情况非常难得。
朱高煦道：“圣旨已传视诸官，撤回则有损朝廷威严。”
他的话说得轻描淡写，但心头已有火气。稍微忍耐了一下，朱高煦又想：解缙只是敢说，他就算不说，看样子有些官员也是这个意思。
反正不管是蹇义、还是解缙，都不能抗旨，圣旨所言之事仍得执行。朱高煦便没多说，就此算了，然后叫大臣们各司其职，起身离开了奉天门。
有些朝代的中后期，皇帝对官员的人事权不再完整；可以杀官、罢免官员，但没法仅凭圣旨提拔官员；朝廷中枢官署，甚至可以把皇帝的圣旨打回去。
然而大明初的情况不一样，朱高煦延续的是太祖、太宗的规则。皇帝有乾坤独断的大权，想封谁做甚么官，一句话的事而已。
朱高煦没有太祖的精力、将所有权力都握在自己手里，但是他心头很清楚：不能轻易放开三样大权，人事、兵权、财权。
所以他懒得理会解缙等人，通过这件事、倒可以提醒官员们：皇帝有绝对人事权。
……吏部尚书蹇义今天没有去内阁，派吏部左侍郎去了。他守在吏部衙门里，等刘鸣前来领任命状、官服、印玺、安家费等规定的东西时，蹇义便授意下属，找理由拖延推诿了过去，叫刘鸣明天再来。
各衙门的办事效率本来就不高，吏部没说不给刘鸣办，拖延个三两日实属正常。
但此事显然无法一直拖延下去。因为洪武年间的中书省已经被裁撤了，六部尚书、理论上只有诸事的执行权。蹇义根本没有权力拒绝执行中枢的决策，抗旨是最蠢的法子。
今天早上蹇义先站出来劝诫圣上，诸寮必定对他寄予厚望，怎能轻易向乳臭未干的“新党”投降？何况此时仓促放手了，将来再对付刘鸣等人那帮新党，必定非常麻烦。
当然常规的办法，其实是以辞职要挟皇帝，如果一大片官员辞职，那效果就非常好了。
不过蹇义仍然在掂量，当今皇帝是不是会吃这一套？
今上登基以来，表现得十分温和、也很能听从大臣们的建议，但蹇义绝不会被表象迷惑……今上与他父皇朱棣，本质上是同一种皇帝，通过战争夺权，麾下一大票并肩打仗的武夫弟兄，牢牢掌握着天下兵权；这样的皇帝，就算一次斩决成千上万的官吏，也不会丢掉皇位。太祖、太宗都干过那样的事。
黄子澄、铁铉、方孝孺等等全族的血，至今仍然没有尽然干透，大明朝廷的恐怖政策，如何能让人轻易忘却？
蹇义坐在书房里冥思，有某一刻他想去找夏元吉商议。
吏部衙署、户部衙署的大堂门口，都有锦衣卫坐班；即便是下值后私下见面，也必定逃不脱锦衣卫的耳目，蹇义这等部堂大员，乃锦衣卫的重点“保护”对象。
不过蹇义倒也不用怕。武德年以来，皇帝从来没有不让大臣们私下议事，活动还是比较随意的。蹇义打消了找夏元吉的念头，只是觉得没有甚么太大的作用，反而给人结党的话题。
蹇义左思右想之后，第二天一早，他写了奏本叫人送进皇城、称病了。而蹇义的下属当然也会继续推诿刘鸣办事、依照昨日蹇义的暗示罢了，这点事他们还是有见识的。
……上午，朱高煦便拿到了蹇义的称病奏本。几乎是一瞬间，他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昨天才见过蹇义，此人活蹦乱跳的毫无病容，怎么可能如此凑巧一下子就病倒？而且朱高煦的脑子里、很快浮现出了这样一个场面：蹇义接着会辞职，然后一大群官员上辞呈要告老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