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谢迁笑眯眯看向沈溪,朱希周等人听到后对视一眼,心里想的都是,难道谢阁老又来找沈修撰问礼部鬻题案之事?

    沈溪放下手头的事情,拘谨地跟着谢迁走出公事房,到了外面院子,跟随谢迁到了池塘边的亭子,待谢迁坐下,他才恭敬问道:“不知谢大学士找学生有何事?”

    “哈哈,不用紧张,沈溪小友,一定要有事才能找你吗?偶尔也可以过来跟你叙叙话……”

    或许这话连谢迁自己说出口都觉得不可信,话锋随即一转,“记得上次陛下问洪武事?你进呈的条子,可是写了‘建文’二字?”

    沈溪一个激灵,事情过去有段时间,如今重新拿出来说项,是否弘治皇帝有什么意思要借谢迁之口表达?

    “正是。”

    沈溪知道这种事瞒不过,他两次条子的字迹都一样,谢迁比对一下大概就会明了。

    谢迁点点头:“那你说,这二字是何意?”

    明知故问!

    “建文”二字能有何意?不就是建文帝的年号,就算把人家的皇位给篡夺了,也不该歪曲篡改历史啊!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翰林官就应该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既然把事提出来,就得为此负责。

    沈溪坦然道:“据学生之前所查,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年号,朝廷并未正式用过,是在太宗皇帝继位后,下诏修改,至于这四年间的年号,其实为……建文,建文年号共使用了四年。”

    这次轮到谢迁惊讶了。

    你个毛头小子知道得挺详细啊,知道就知道了,居然还敢明目张胆说出来,不怕皇帝怪罪于你?

    沈溪还真不怕!

    如今已非永乐朝,若那时候说出这话,别说问罪,杀头都有可能。

    但如今距离明成祖朱棣去世已经有七八十年,民间早将皇嗣的正统归于成祖这一脉,这是外因。

    内因是弘治皇帝突然提出洪武事,并以此策问,问的还不是别人,而是素以学问著称的翰林官。

    就算翰林官再闭目塞听,总会有人知道这段历史,弘治皇帝分明是要去伪存真,要的是真话而非敷衍。

    谢迁讳莫如深一笑:“你小子有点儿学问,这样吧,你回去写个奏本,呈到内阁。就这几天,时间不宜太长。”

    沈溪问道:“写何奏本?”

    谢迁这次脸上的笑容多少带着几分促狭:“还用得着老夫提醒?你自己看着写,不过奉劝你一句,在遣词用句上一定要小心斟酌,出了差池别说老夫帮不了你。此事切不可假手他人,陛下不想过早将事情为人所知……你自己好好掂量。”

    掂量个蛋啊!

    沈溪暗骂,尤侃侃可真是狡猾的老狐狸,说话做事滴水不漏。

    让自己写奏本,却不说写什么奏本,但这奏本跟建文旧事有关应该是八九不离十,莫非是弘治皇帝想为建文帝恢复年号?

    就算弘治皇帝真的有心要恢复,但要合乎时宜啊,你不能说想恢复就恢复,不然这就不是矫枉过正,而是背祖忘宗。

    送走谢迁,沈溪返回公事房,刚到自己座位坐下,王九思就拿着一些书籍和资料呈递过来,脸色略带不屑:“沈修撰,这是王学士交给你的,让你将明初的典籍重新核对。”

    居然是暂领翰林院事的王鏊亲自让王九思送过来的,沈溪打开来一看,都是洪武末和永乐初的档案和典籍。

    第四六八章 大浪孤舟

    阴谋!

    沈溪见到手头的资料,立即升起这个念头。

    皇帝有意要恢复建文年号,谢迁、王鏊等人有所察觉,但又不想当出头鸟,所以干脆让沈溪这个无关紧要的翰林修撰出面上奏,连理由都给他找好了……如今要修《大明会典》,本着严谨治史的精神,请求弘治皇帝拨乱反正。

    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

    不是说皇帝有意,你上奏就能博得皇帝欢心而获得嘉奖。皇帝本身就是个矛盾综合体,不能以好恶行事,他觉得怎样,会找人上奏,但若不能赢得舆论支持,皇帝甚至会降罪于人,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上奏的人自然觉得很冤枉……

    陛下,我这可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啊?

    皇帝不会跟你解释什么,但至少会让你清楚他的态度:既然为朕做事,就要时刻有为朕背黑锅的准备!

    今天这个要出来背锅的,变成了沈溪。

    要上奏恢复建文年号,这奏本哪里有那么好写?

    作为翰林修撰,在京官中属于不入流,但人微言不轻,此番上奏会引发朝堂怎样的波澜?

    沈溪暗忖:别人是否会认为自己太过狂悖?一个初入官场的小后生,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公然提及建文旧事,就连那些博古通今的鸿儒都不敢,你这分明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朝廷真要降罪,绝不会有人出来为自己求情,包括谢迁、王鏊这些始作俑者。

    一连两天,沈溪都拿着关于洪武末、永乐初的典籍发怔,他不断斟酌这份奏本的切入点,以及如何才能做到避重就轻。

    问题的关键在于“修史”!

    沈溪要以一个史官的姿态向弘治皇帝奏请此事,不能夹杂太多的个人情感在里面,最好在文章中不得有直接的提请,更多的是表述事实,而非提什么建议。

    要先向弘治皇帝表明洪武三十一年以后这几年史料记录的错乱,再引经据典,表明确实存在过“建文”年号。

    作为一名史官修撰,沈溪把自己定位为历史的见证者,提出修撰《大明会典》时总结汇编这段历史的难度,恳请弘治皇帝拨乱反正,正视这段历史。

    可无论如何,为此上书皇帝都属于吃饱了撑着,没事给自己找不自在,危险与机遇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