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若继续冷下去或许是好事，弘治皇帝可能会将奏本搁置，不再深究探讨，那自己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可弘治皇帝朱佑樘显然没这么容易死心，他将奏本重新拿起，让司礼太监交给谢迁：“谢少保，你将此奏本宣读。”
“遵旨。”谢迁接过沈溪所上奏本，站起身来，回头面向在场的文武官员……既不是以讲官的身份宣读，他也就不需要回到讲案旁，只需如同宣读圣旨一样，将手中的奏本照本宣科读出来便可。
好在谢迁没将沈溪的名字读出，只是将沈溪所奏，关于建文新政的一些旧制提了出来。
沈溪在奏本最后，恳请弘治皇帝示下，到底是否要将这些新政列于《大明会典》上，其实是在问弘治皇帝，到底要不要正视建文年号存在过的史实。
当然，沈溪不会傻到提出要天子为建文帝上庙号，肯定这个皇帝存在过，因为他知道自永乐之后，终止于崇祯皇帝，大明朝的正统从来没肯定过朱允文的帝位，就连万历拨乱反正恢复建文年号，也是建立在要修史的基础上。
明惠帝的庙号，直到南明时期才有，后由清朝统治者所肯定。
等谢迁将奏本宣读完毕，在场大臣，脸色都不太好看，人群中有稍许议论之声。
连一向脾气很好的朱希周，也在小声嘀咕：“谁如此不识相，进呈这般奏本？莫不是我翰林院中人？”
王瓒拉了他一把，朱希周这才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问题其实是肯定的，上奏本的明显是修《大明会典》之人，而这项任务一向都是翰林院负责。
但朱希周的抱怨并不是针对同僚，而是针对“上官”，在朱希周以及翰林院这些官员看来，这种涉及皇嗣正统的奏本，不是一般官员敢提出来，谢迁有意没宣读是谁上呈，很显然是有意“包庇”此人，免得他招致舆论攻击。
而这份奏本中用词和呈句的老辣，远非一般翰林能及，整篇都在说建文旧事，却没参杂一丝一毫主观看法，更无任何建议，所提所请听起来都合情合理，其实却是在为弘治皇帝出难题。
若是平时，这种给皇帝出难题的奏本，根本就是自找麻烦，要么为皇帝下旨训斥，要么留中不发。
但今天弘治皇帝既然从一开始就选择将这个问题拿到经筵上来探讨，自然希望这奏本中的问题越深刻越好，只有如此才有让群臣议论的价值。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写奏本的人深谙为臣之道，知道什么时候奏何等奏本。
翰林院中人，以及在场大臣都在猜测这奏本是由谁所呈奏，见刘健、李东阳等人正襟危坐，料想能写出这份奏本的人不超过六人，那就是：刘健、李东阳、谢迁、王鏊、吴宽、徐琼。
前三人自不用说，都是内阁大学士，与弘治皇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向来是“同气连枝”。
王鏊是翰林学士，如今掌翰林院事，在《大明会典》副总裁官程敏政下狱、谢迁无暇兼顾修书时，《大明会典》修稿的最后审核将在他这里完成，以其学问和为官经验，这奏本倒是很像他的风格。
第五人吴宽是詹事府詹事，去年刚丁忧归来，入东阁教太子读书，如今又掌诰敕，是未来七卿的不二人选。
本来以徐琼如今尴尬的身份，别人或许不会想到他，但他既作为弘治皇帝的“连襟”，弘治皇帝一向有什么大礼和大统问题都会主动找他商谈，若弘治皇帝真的有意要找人上奏，也有可能会择人代拟，再由礼部尚书进呈，算是合情合理。
此时不会有人想到，这份老辣到滴水不漏的奏本，居然出自朝中名不见经传的翰林院史官修撰沈溪之手。
人群中的聒噪声很快平息，整个大殿内恢复了安静。
朱祐樘道：“朕继位以来，所修之典籍，不过《宪宗实录》与《会典》两部，朕常思己过，要以史为鉴，令百姓安康富足……《会典》修撰之事，出现偏差，朕几日来心绪不宁，诸位卿家以为何？”
礼部尚书徐琼从人群中走出来，行礼道：“回陛下，臣以为旧朝之所行法典，既已废止，当不必记录于典籍之册，太祖之旧制，乃为大明立国之根本，太宗皇帝所行，乃承《皇明祖训》，是为大明法典之正朔，不容违背。请陛下将此上书者治罪，以正视听。”
在别人都没发表意见前，徐琼先跳出来奠定一个反对基调，提出要治上奏之人的罪责。
治罪尚属其次，其实徐琼是主动跟群臣表明：上奏的这个人不是我，而且我也没接受皇帝任何授意，我自己也很反对这件事，必须要站出来维护太宗皇帝皇位的合法性。
沈溪听了这番话，并没有太过紧张，因为徐琼的侧重点不在于其提出的要治自己的罪，而是前半段，要说徐琼跟张鹤龄的基调基本相同，都否认太宗是篡位的事实……或许张鹤龄今日的发言，便是跟徐琼商议后的结果。
沈溪稍微有些不解：“徐琼或者老成持重，不太喜欢迎合上意，可张氏兄弟简直是弘治皇帝的应声虫，如今弘治皇帝明显有恢复建文年号的打算，别人反对也就罢了，张鹤龄跳出来反对是为哪般？”
朱祐樘听到这番劝诫的话，大有事情到此为止之意，但他还是有些不死心。
定法统之事，皇帝既然开了金口就不好收场，不然会影响天子的声望，但本身朱祐樘又是个优柔寡断之人，非常注重别人的意见，听徐琼上奏如此诚恳，而别人又没提出反对意见，照他以往的习惯，很容易点头便应了。
就在场面略显凝滞之时，一向老成持重的马文升突然问了一句：“五代皇帝少有贤明者，那《五代史》就不修了？”
第四七五章 李公谋，墙头草
马文升是兵部尚书，又是五朝元老，在朝中可谓一言九鼎，他看不惯徐琼这种不正视历史的态度，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就将徐琼呛得说不出话来。
按照徐琼的意思，明朝历史上消失四年的典籍是违背太祖所制定的国策，根本就没任何参考价值，所以将其定性为糟粕，大可以将之舍弃，要修《大明会典》，所列典章制度直接从太祖朝跳到太宗朝就可。
马文升便针锋相对，五代十国时天下大乱，国中少有贤明的皇帝，那根据你的观点要舍糟粕，这段历史就不用修了？
历史是用来记录的，既然要修《大明会典》，就要将大明朝开国以来所有典章制度都记录下来，而不能因为一些典章系政治斗争遭到废止就刻意不提，否则这《大明会典》就是一部“秽史”，为后世史学家所耻笑。
徐琼和马文升同属老臣，在朝堂下私交还算不错，此时马文升这么咄咄逼人，令徐琼颜面无存，当即黑着脸一语不发。
焦芳站出来为徐琼辩解：“马尚书忽略了一个问题，就算要修，恐怕也不好修吧？靖难之后，时典籍多废止而遭焚毁，如今连翰林院中都无存档，若要修撰，必会延长《会典》成书之期，令《会典》失色，更不可取。”
马文升到底气量大，含笑眯眼打量对面的焦芳，没有说话，但目光已清楚说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你还没修呢，怎知道不好修？亦或者是你怕因为修这段历史典章制度产生一系列政治问题，才在这里混淆视听？
因为马文升出面，令问题再次陷入胶着状态，也令文华殿内的火药味渐浓。
朱祐樘见场面僵持下来，便有休经筵之意，但问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若就这么无果而终，有些说不过去。
好在旁边有会察言观色的大臣，代表人物便是李东阳。
李东阳见弘治皇帝神色犹豫，以他对天子的了解，当即起身出来行礼道：“陛下，臣认为既要修《会典》，又不能令史料有所错漏，不妨令翰林院先行修撰洪武末年典籍，是否可行，待其整理完毕后再行朝议。”
李东阳被称为“李公谋”，是因为他善于出谋划策，在一些不决之事上往往有一锤定音的能力，在这种问题上他显然不会倾向于任何一边，因为这会破坏公允或者体统，一边是修史之人应有的严谨态度，一边是太宗皇帝继位的合法性，都是不容小觑的问题，所以李东阳干脆提出让翰林院把洪武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之间所有的典籍整理出来，然后看看修撰这段历史有无必要。
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李东阳巧妙地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为建文年号定名，等于还是违背了弘治皇帝举行这次经筵的初衷。
连大学士李东阳都发话了，而且话说得合情合理，在场的王公贵胄和文武大臣，包括刚才发生争执的徐琼、马文升等人也不再言语。朱祐樘轻叹了口气，扬声问道：“众卿以为如何？”
徐琼率先行礼：“回陛下，臣附议。”
可弘治皇帝朱佑樘显然没这么容易死心，他将奏本重新拿起，让司礼太监交给谢迁：“谢少保，你将此奏本宣读。”
“遵旨。”谢迁接过沈溪所上奏本，站起身来，回头面向在场的文武官员……既不是以讲官的身份宣读，他也就不需要回到讲案旁，只需如同宣读圣旨一样，将手中的奏本照本宣科读出来便可。
好在谢迁没将沈溪的名字读出，只是将沈溪所奏，关于建文新政的一些旧制提了出来。
沈溪在奏本最后，恳请弘治皇帝示下，到底是否要将这些新政列于《大明会典》上，其实是在问弘治皇帝，到底要不要正视建文年号存在过的史实。
当然，沈溪不会傻到提出要天子为建文帝上庙号，肯定这个皇帝存在过，因为他知道自永乐之后，终止于崇祯皇帝，大明朝的正统从来没肯定过朱允文的帝位，就连万历拨乱反正恢复建文年号，也是建立在要修史的基础上。
明惠帝的庙号，直到南明时期才有，后由清朝统治者所肯定。
等谢迁将奏本宣读完毕，在场大臣，脸色都不太好看，人群中有稍许议论之声。
连一向脾气很好的朱希周，也在小声嘀咕：“谁如此不识相，进呈这般奏本？莫不是我翰林院中人？”
王瓒拉了他一把，朱希周这才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问题其实是肯定的，上奏本的明显是修《大明会典》之人，而这项任务一向都是翰林院负责。
但朱希周的抱怨并不是针对同僚，而是针对“上官”，在朱希周以及翰林院这些官员看来，这种涉及皇嗣正统的奏本，不是一般官员敢提出来，谢迁有意没宣读是谁上呈，很显然是有意“包庇”此人，免得他招致舆论攻击。
而这份奏本中用词和呈句的老辣，远非一般翰林能及，整篇都在说建文旧事，却没参杂一丝一毫主观看法，更无任何建议，所提所请听起来都合情合理，其实却是在为弘治皇帝出难题。
若是平时，这种给皇帝出难题的奏本，根本就是自找麻烦，要么为皇帝下旨训斥，要么留中不发。
但今天弘治皇帝既然从一开始就选择将这个问题拿到经筵上来探讨，自然希望这奏本中的问题越深刻越好，只有如此才有让群臣议论的价值。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写奏本的人深谙为臣之道，知道什么时候奏何等奏本。
翰林院中人，以及在场大臣都在猜测这奏本是由谁所呈奏，见刘健、李东阳等人正襟危坐，料想能写出这份奏本的人不超过六人，那就是：刘健、李东阳、谢迁、王鏊、吴宽、徐琼。
前三人自不用说，都是内阁大学士，与弘治皇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向来是“同气连枝”。
王鏊是翰林学士，如今掌翰林院事，在《大明会典》副总裁官程敏政下狱、谢迁无暇兼顾修书时，《大明会典》修稿的最后审核将在他这里完成，以其学问和为官经验，这奏本倒是很像他的风格。
第五人吴宽是詹事府詹事，去年刚丁忧归来，入东阁教太子读书，如今又掌诰敕，是未来七卿的不二人选。
本来以徐琼如今尴尬的身份，别人或许不会想到他，但他既作为弘治皇帝的“连襟”，弘治皇帝一向有什么大礼和大统问题都会主动找他商谈，若弘治皇帝真的有意要找人上奏，也有可能会择人代拟，再由礼部尚书进呈，算是合情合理。
此时不会有人想到，这份老辣到滴水不漏的奏本，居然出自朝中名不见经传的翰林院史官修撰沈溪之手。
人群中的聒噪声很快平息，整个大殿内恢复了安静。
朱祐樘道：“朕继位以来，所修之典籍，不过《宪宗实录》与《会典》两部，朕常思己过，要以史为鉴，令百姓安康富足……《会典》修撰之事，出现偏差，朕几日来心绪不宁，诸位卿家以为何？”
礼部尚书徐琼从人群中走出来，行礼道：“回陛下，臣以为旧朝之所行法典，既已废止，当不必记录于典籍之册，太祖之旧制，乃为大明立国之根本，太宗皇帝所行，乃承《皇明祖训》，是为大明法典之正朔，不容违背。请陛下将此上书者治罪，以正视听。”
在别人都没发表意见前，徐琼先跳出来奠定一个反对基调，提出要治上奏之人的罪责。
治罪尚属其次，其实徐琼是主动跟群臣表明：上奏的这个人不是我，而且我也没接受皇帝任何授意，我自己也很反对这件事，必须要站出来维护太宗皇帝皇位的合法性。
沈溪听了这番话，并没有太过紧张，因为徐琼的侧重点不在于其提出的要治自己的罪，而是前半段，要说徐琼跟张鹤龄的基调基本相同，都否认太宗是篡位的事实……或许张鹤龄今日的发言，便是跟徐琼商议后的结果。
沈溪稍微有些不解：“徐琼或者老成持重，不太喜欢迎合上意，可张氏兄弟简直是弘治皇帝的应声虫，如今弘治皇帝明显有恢复建文年号的打算，别人反对也就罢了，张鹤龄跳出来反对是为哪般？”
朱祐樘听到这番劝诫的话，大有事情到此为止之意，但他还是有些不死心。
定法统之事，皇帝既然开了金口就不好收场，不然会影响天子的声望，但本身朱祐樘又是个优柔寡断之人，非常注重别人的意见，听徐琼上奏如此诚恳，而别人又没提出反对意见，照他以往的习惯，很容易点头便应了。
就在场面略显凝滞之时，一向老成持重的马文升突然问了一句：“五代皇帝少有贤明者，那《五代史》就不修了？”
第四七五章 李公谋，墙头草
马文升是兵部尚书，又是五朝元老，在朝中可谓一言九鼎，他看不惯徐琼这种不正视历史的态度，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就将徐琼呛得说不出话来。
按照徐琼的意思，明朝历史上消失四年的典籍是违背太祖所制定的国策，根本就没任何参考价值，所以将其定性为糟粕，大可以将之舍弃，要修《大明会典》，所列典章制度直接从太祖朝跳到太宗朝就可。
马文升便针锋相对，五代十国时天下大乱，国中少有贤明的皇帝，那根据你的观点要舍糟粕，这段历史就不用修了？
历史是用来记录的，既然要修《大明会典》，就要将大明朝开国以来所有典章制度都记录下来，而不能因为一些典章系政治斗争遭到废止就刻意不提，否则这《大明会典》就是一部“秽史”，为后世史学家所耻笑。
徐琼和马文升同属老臣，在朝堂下私交还算不错，此时马文升这么咄咄逼人，令徐琼颜面无存，当即黑着脸一语不发。
焦芳站出来为徐琼辩解：“马尚书忽略了一个问题，就算要修，恐怕也不好修吧？靖难之后，时典籍多废止而遭焚毁，如今连翰林院中都无存档，若要修撰，必会延长《会典》成书之期，令《会典》失色，更不可取。”
马文升到底气量大，含笑眯眼打量对面的焦芳，没有说话，但目光已清楚说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你还没修呢，怎知道不好修？亦或者是你怕因为修这段历史典章制度产生一系列政治问题，才在这里混淆视听？
因为马文升出面，令问题再次陷入胶着状态，也令文华殿内的火药味渐浓。
朱祐樘见场面僵持下来，便有休经筵之意，但问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若就这么无果而终，有些说不过去。
好在旁边有会察言观色的大臣，代表人物便是李东阳。
李东阳见弘治皇帝神色犹豫，以他对天子的了解，当即起身出来行礼道：“陛下，臣认为既要修《会典》，又不能令史料有所错漏，不妨令翰林院先行修撰洪武末年典籍，是否可行，待其整理完毕后再行朝议。”
李东阳被称为“李公谋”，是因为他善于出谋划策，在一些不决之事上往往有一锤定音的能力，在这种问题上他显然不会倾向于任何一边，因为这会破坏公允或者体统，一边是修史之人应有的严谨态度，一边是太宗皇帝继位的合法性，都是不容小觑的问题，所以李东阳干脆提出让翰林院把洪武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之间所有的典籍整理出来，然后看看修撰这段历史有无必要。
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李东阳巧妙地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为建文年号定名，等于还是违背了弘治皇帝举行这次经筵的初衷。
连大学士李东阳都发话了，而且话说得合情合理，在场的王公贵胄和文武大臣，包括刚才发生争执的徐琼、马文升等人也不再言语。朱祐樘轻叹了口气，扬声问道：“众卿以为如何？”
徐琼率先行礼：“回陛下，臣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