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潮道:“泰西有文与汉文不同,如泰西有一国名为英吉利,其文不过二十六个字母,词意乃字母拼凑而成。他们在百年前就已用铜活字印书,其功百倍于我!”

    众弟子们听了都是一惊。

    “秦汉时以竹简为书,以千为率,士人不过五六尔,隋唐以雕版印书,士人百不及二三,而今我大明富有四海,文教兴盛,但论及读书识字之人,二十人中有一人乎?”

    “而泰西之人用铜活字后,读书识字之人比率已远胜我中国。”

    众弟子们闻言惊疑不定。

    屈横江紧张道:“这岂不是国人之法为泰西学之,泰西反胜我十倍,先生有何策御之?”

    众弟子同是问道。

    这个问题屈横江不问,几百年后中国人同样要问。

    西方文艺复兴数百年后,原来的野蛮人来至东方,强行叩开国门。

    清朝朝廷感叹于洋人的船坚炮利,定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国策,决定中体西用,兴办洋务。

    清廷采购了无数西方的枪炮舰船,平定太平天国,打造出一个咸同中兴来。

    洋务派志得意满,觉得可以与列强掰一掰手腕,洋务大臣,两榜进士出身的李鸿章也忘了年少时读的圣贤书,开口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

    但甲午一战后……

    大家才发现我们输给洋人也就算了,现在怎么连近邻倭国都打不过。

    是我们采购的枪炮舰船不够多?

    朝廷腐败,怪政府?

    清廷防备汉人?

    制度问题?

    李鸿章,丁汝昌的战略战术问题?

    最厚黑的还是洋人教我们的留了一手?上树的本领没教?

    但这问题最靠不住,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而起,为何日本人从洋人那学会了,我们却没学会?

    洋人根本没藏私嘛。

    而且洋务运动,主张是中体西用。

    明治维新,则是和魂洋才。大家的方针差不多。

    但林延潮却知有个细节很多人没主意到。那就是日本其国民的识字率甚至比同时代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还高,这个数据是在明治维新以前,不是明治维新以后。而同时代的清朝,不过百分之十。

    说来天荒夜谈,但却是真的。

    这是为什么?

    因为日本大量推广寺子屋,在江户时期就已开创了国民教育的先河。

    所谓寺子屋是专门针对平民子弟的教育,男女都有,其内容近似今天小学教育。民间如此高的识字率,如同堆垒了无数的柴薪,有了雄厚的积淀,待明治维新,西学涌入时,大势如烈火直冲而起。

    往事已远。

    林延潮回到现实中,寺子屋的事,却给了他启发。

    日本与我们一并错过了活字印刷的思想爆发期,但不等于错过一切。

    如果朝廷的士大夫们,能够不那么重道而轻艺,不重义轻利,能少谈论些经义,多谈些事功,那么错过活字印刷也没什么。

    若国策以经世致用,务实为本,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力物力之雄厚,总会想出替代的办法。

    活字印刷,器也,但道却可御器。

    道可御器,这是理学的道理,但此道却非理学的道。

    想到这里,林延潮目光悠远了起来。

    第0641章 发来贺电

    林延潮一席话后,令众弟子都陷入了沉思。

    换了旁人或许会质疑一句,林延潮又没有去过泰西,为何会对泰西之事如此了解?你不是在危言耸听吗?

    但他的弟子对林延潮都十分信服,故而都不觉有疑。

    众弟子们听了林延潮一席话,都认为眼下我大明虽乍看乃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世,但也需当居安思危。我等身为读书人,更该如此。

    用事功学里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此理念下,作为学功堂杂论主编的陶望龄,徐火勃,都觉得任重而道远。身为学功堂杂论的创刊号,不仅要将事功学之思想传播给众人,而更应带给广大有识之士一种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危机意识。

    在这普天之下并非只有一个大明,我等读书人不可在仍沉浸于“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的美梦中,应该沉下心来放眼看世界,脚踏实地的务经世之学。

    陶望龄,徐火勃二人与共创刊的十几名弟子,他们左思右想一阵,将“学功堂杂论”的名字改为“事功刊”。

    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为创刊精神,写在“事功刊”的刊头之下,之后才是创刊日期万历壬午年,二月初六,另并注明此报七日一版。

    当然此刊未出,凭林延潮三个字已是足够的引人注目,加之林延潮当日与众弟子们说的一席话,也是经弟子们之口传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