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除了官员和文人，不少艺人因为从事行业的不同，也是识字的。
比如周后的父亲周奎，刚来京师时在大街上摆摊算卦，人家要是测字，写出来你不认识，你怎么给人算？算出来的卦象人家能信吗？
朱由检下令采取的这个读报的方式并不新奇，但却并没有找错群体。
文人士子是绝对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下给那些平民商贾宣读报纸的，这种事情既有辱斯文，又折了自己的身份。
而日常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艺人们就不存在这种观念了，抛头露面已经成为了习惯，为了家中的妻儿老小，用什么方式赚取银钱都可以接受。
不过，最开始时，那些艺人对于这种强制性措施是非常排斥的，生怕自己被强行转行后，收入无法养家糊口。
但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厂卫可不是他们所能抗衡的，再加上还有一定数额的银钱补贴，所以艺人们只能硬着头皮，在被厂卫们打过招呼地酒楼茶肆中开展起了这项新业务，但大多数人普遍不看好这种新形式。
但是，事实证明，底层人员的眼光和见识终究是浅薄的。
皇明周报在各个公共场所的登场亮相，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因为有了先前官员们争相购买报纸事件的迅速传播，京师里众多平民商贾，对于这种新生事物的好奇心已经被勾了起来，但由于报纸的发行量太小，所以他们对此事知道个一星半点，而好奇心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抗拒的，尤其是对于小有资产的这类人群。
在信息流通极其缓慢的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而富裕起来的人群对于知识的渴望是后世难以想象的。
京师的民众算是生活在皇城根下，相较于其他地方来说，各种消息的来源渠道还是比较多的，毕竟六部各衙门的中下层官吏很多都是北京土著，下值回家后，难免会将一些朝堂大事小情透露给亲朋好友，然后这些所谓的小道消息便开始蔓延开来。
但是，尽管信息来源较多，但具体的详情和细节却并不清楚，有些消息不是夸大其词，就是以讹传讹。
就比如上次西班牙使团两名护卫在天津港被射杀一事吧，针对这次事件的传闻就诞生了许多版本，最离谱的一个版本是说，西班牙人强抢民女，以致激起民愤，双方发生争斗，导致多人死伤，锦衣卫闻讯赶到后才平息了纷争。
而艺人们宣讲的皇明周报则是与原先众人获得的信息截然不同。
因为报纸带来的信息量太大了，已经远非那种只言片语的小道消息可比。
无论是游记还是各地开荒拓田、安置流民的具体报道，都是亲历者以第一视角来描绘的，其细微之处闻之更是让人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能让大家伙儿对某些事物有了更加直观的认知，改变了众人过去对一些事情大而空泛的想象和看法。
根据朱由检的安排，皇明周报特意辟出了半个版面，对京师各市场的物价进行了公告。
除此之外，还有目前以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京师哪种物资紧缺，何种商品供大于求、哪家商铺有什么样的商品需要交易等等诸多市场信息，这些极具价值的商业信息，自然受到了广大商贾们的热烈欢迎。
而商品信息的迅速传播，也使得京师各市场的繁荣度得到了更大的提高。
嗅觉灵敏地各路商贾，立刻按图索骥，参照报纸刊登的商讯各自采买购销，由此引发的是，之后的时间里，很多大商户来到报社，在打探清楚规章后，纷纷请求花钱在报纸上刊登商品信息，以求获得更多的利益，至此，报纸的经济属性也得以初步展现。
第七百四十九章 学堂的永久免费制度
在朱由检的关照下，皇明周报第二期刊发的同时，第一期的加印工作也一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四海商行的商队担负起了驿传的职责。
第一期报纸每加印两千份，就会随同商队一同上路，或是南下，或是往西北方向，这其中尤以南下的数量为多。
商队每到一处州县的驿站，就会将一定数量的报纸留下，当地官府会派人前来取走，然后再安排售卖及宣传。
二十文一份的定价其实只是报纸的印刷成本，这个成本主要包括纸张和油墨，里面并不包含书办吏员及工坊工人的薪资在内。
也就是说，现在的报纸其实是亏损的，不过，这种亏损与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相比较，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朱由检对于报纸将来能够扭亏转盈还是信心十足地。
在报社相关人员数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随着受众人数地持续增加，报纸的发行量会提高，成本将会降低不少，再加上希望刊登广告地商户不断增多，广告收入也将会成为一种有效地盈利模式。
第一期报纸的印刷数量一改再改，最终定格在了七千份上，这其中京师的份额是三千份，大名其他行省四千份，这样的成绩是朱由检没有料到的，可以说是成果非常可喜。
大明崇祯十五年二月，印刷工坊的扩建工程终于完工，当期皇明周报的发行数量达到了一万五千份，仅在京畿地区便发售出去了五千份，在综合厂卫上报的信息后，朱由检决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皇明周报每期发行数量就定在这个份额上。
因为与大明各行省相比，京畿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异常，识字率也是大明最高的。
最近几年，仅仅是京师便办起了大大小小三十几所官办学堂，加上匠户子弟学校的就学人数，京师六岁以上孩童入学率与从前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所有条件合适地孩童，都在官府的命令下强制入学接受教育，孩童所有上学所需费用全部由官府承担，这些费用包括笔墨纸砚、课本、早饭和午饭。
这笔银钱加起来并不是个大数目，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之后，朱由检得到了一个大概的数据：每一名入学孩童每年的花费大约在十两银子上下，三十几所学堂总共有学生五千余人，每年总计需银五万余两左右。
加上校舍建设、雇请老师和后勤人员的薪资、学堂课桌椅的添置更新等费用，这三十多所学堂基础建设共计投入了十五万两银子，后期所需运营费用，每年大概需要十余万两左右。
这笔资金由內帑与太仓分摊，不管是朱由检还是户部，都没把这点小钱放在眼里。
成立官办学堂之事并没有在朝堂中引发太大的反对声。
因为有圣人“有教无类”的名言在先，尽管众多利益集团并不情愿看到那些草民家的后代也能读书识字，将来很可能会跟他们抢夺官位和话语权，但若是公开反对此举，那就摆明了是违背圣人之言，所以不管内心如何做想，朱由检的圣旨还是被贯彻了下去。
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学堂的早饭和午饭标准，都是按照朱由检制订的标准来配备的。
每个孩童两顿饭各有煮鸡蛋一枚，早饭是馒头和咸菜、稀饭，午饭则是两素一荤，鸡蛋是另外的。
所有饭食都是敞开供应，孩子们能吃多少吃多少，绝对不允许有人嫌弃孩子们吃的多。
便装厂卫会在某个阴暗角落里窥探，但凡发现有苛虐和嫌弃现象的，他们会马上把犯事之人带走谈话，如果再犯，那结局就是被以违背人伦的罪名发到皇庄种田去。
朱由检希望孩童们是在一种阳光畅快的环境下成长，不愿让他们过早的接触到人世间的阴暗面，他绝对无法容忍对孩童欺凌行为的发生。
在这个刚刚过上温饱日子的年代，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孩童们是非常能吃的，而有些心理阴暗的人看到能吃的孩子就会很厌烦，虽然吃的并不是他们家的，但这种人就是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
遵从朱由检旨意的厂卫们心里虽然对皇帝的这番小心思不以为然，但仍旧是尽职尽责的投入到了暗中探访的职责中去。
出乎厂卫们意料的是，那些雇工帮厨里，还真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比如周后的父亲周奎，刚来京师时在大街上摆摊算卦，人家要是测字，写出来你不认识，你怎么给人算？算出来的卦象人家能信吗？
朱由检下令采取的这个读报的方式并不新奇，但却并没有找错群体。
文人士子是绝对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下给那些平民商贾宣读报纸的，这种事情既有辱斯文，又折了自己的身份。
而日常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艺人们就不存在这种观念了，抛头露面已经成为了习惯，为了家中的妻儿老小，用什么方式赚取银钱都可以接受。
不过，最开始时，那些艺人对于这种强制性措施是非常排斥的，生怕自己被强行转行后，收入无法养家糊口。
但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厂卫可不是他们所能抗衡的，再加上还有一定数额的银钱补贴，所以艺人们只能硬着头皮，在被厂卫们打过招呼地酒楼茶肆中开展起了这项新业务，但大多数人普遍不看好这种新形式。
但是，事实证明，底层人员的眼光和见识终究是浅薄的。
皇明周报在各个公共场所的登场亮相，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因为有了先前官员们争相购买报纸事件的迅速传播，京师里众多平民商贾，对于这种新生事物的好奇心已经被勾了起来，但由于报纸的发行量太小，所以他们对此事知道个一星半点，而好奇心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抗拒的，尤其是对于小有资产的这类人群。
在信息流通极其缓慢的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而富裕起来的人群对于知识的渴望是后世难以想象的。
京师的民众算是生活在皇城根下，相较于其他地方来说，各种消息的来源渠道还是比较多的，毕竟六部各衙门的中下层官吏很多都是北京土著，下值回家后，难免会将一些朝堂大事小情透露给亲朋好友，然后这些所谓的小道消息便开始蔓延开来。
但是，尽管信息来源较多，但具体的详情和细节却并不清楚，有些消息不是夸大其词，就是以讹传讹。
就比如上次西班牙使团两名护卫在天津港被射杀一事吧，针对这次事件的传闻就诞生了许多版本，最离谱的一个版本是说，西班牙人强抢民女，以致激起民愤，双方发生争斗，导致多人死伤，锦衣卫闻讯赶到后才平息了纷争。
而艺人们宣讲的皇明周报则是与原先众人获得的信息截然不同。
因为报纸带来的信息量太大了，已经远非那种只言片语的小道消息可比。
无论是游记还是各地开荒拓田、安置流民的具体报道，都是亲历者以第一视角来描绘的，其细微之处闻之更是让人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能让大家伙儿对某些事物有了更加直观的认知，改变了众人过去对一些事情大而空泛的想象和看法。
根据朱由检的安排，皇明周报特意辟出了半个版面，对京师各市场的物价进行了公告。
除此之外，还有目前以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京师哪种物资紧缺，何种商品供大于求、哪家商铺有什么样的商品需要交易等等诸多市场信息，这些极具价值的商业信息，自然受到了广大商贾们的热烈欢迎。
而商品信息的迅速传播，也使得京师各市场的繁荣度得到了更大的提高。
嗅觉灵敏地各路商贾，立刻按图索骥，参照报纸刊登的商讯各自采买购销，由此引发的是，之后的时间里，很多大商户来到报社，在打探清楚规章后，纷纷请求花钱在报纸上刊登商品信息，以求获得更多的利益，至此，报纸的经济属性也得以初步展现。
第七百四十九章 学堂的永久免费制度
在朱由检的关照下，皇明周报第二期刊发的同时，第一期的加印工作也一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四海商行的商队担负起了驿传的职责。
第一期报纸每加印两千份，就会随同商队一同上路，或是南下，或是往西北方向，这其中尤以南下的数量为多。
商队每到一处州县的驿站，就会将一定数量的报纸留下，当地官府会派人前来取走，然后再安排售卖及宣传。
二十文一份的定价其实只是报纸的印刷成本，这个成本主要包括纸张和油墨，里面并不包含书办吏员及工坊工人的薪资在内。
也就是说，现在的报纸其实是亏损的，不过，这种亏损与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相比较，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朱由检对于报纸将来能够扭亏转盈还是信心十足地。
在报社相关人员数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随着受众人数地持续增加，报纸的发行量会提高，成本将会降低不少，再加上希望刊登广告地商户不断增多，广告收入也将会成为一种有效地盈利模式。
第一期报纸的印刷数量一改再改，最终定格在了七千份上，这其中京师的份额是三千份，大名其他行省四千份，这样的成绩是朱由检没有料到的，可以说是成果非常可喜。
大明崇祯十五年二月，印刷工坊的扩建工程终于完工，当期皇明周报的发行数量达到了一万五千份，仅在京畿地区便发售出去了五千份，在综合厂卫上报的信息后，朱由检决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皇明周报每期发行数量就定在这个份额上。
因为与大明各行省相比，京畿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异常，识字率也是大明最高的。
最近几年，仅仅是京师便办起了大大小小三十几所官办学堂，加上匠户子弟学校的就学人数，京师六岁以上孩童入学率与从前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所有条件合适地孩童，都在官府的命令下强制入学接受教育，孩童所有上学所需费用全部由官府承担，这些费用包括笔墨纸砚、课本、早饭和午饭。
这笔银钱加起来并不是个大数目，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之后，朱由检得到了一个大概的数据：每一名入学孩童每年的花费大约在十两银子上下，三十几所学堂总共有学生五千余人，每年总计需银五万余两左右。
加上校舍建设、雇请老师和后勤人员的薪资、学堂课桌椅的添置更新等费用，这三十多所学堂基础建设共计投入了十五万两银子，后期所需运营费用，每年大概需要十余万两左右。
这笔资金由內帑与太仓分摊，不管是朱由检还是户部，都没把这点小钱放在眼里。
成立官办学堂之事并没有在朝堂中引发太大的反对声。
因为有圣人“有教无类”的名言在先，尽管众多利益集团并不情愿看到那些草民家的后代也能读书识字，将来很可能会跟他们抢夺官位和话语权，但若是公开反对此举，那就摆明了是违背圣人之言，所以不管内心如何做想，朱由检的圣旨还是被贯彻了下去。
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学堂的早饭和午饭标准，都是按照朱由检制订的标准来配备的。
每个孩童两顿饭各有煮鸡蛋一枚，早饭是馒头和咸菜、稀饭，午饭则是两素一荤，鸡蛋是另外的。
所有饭食都是敞开供应，孩子们能吃多少吃多少，绝对不允许有人嫌弃孩子们吃的多。
便装厂卫会在某个阴暗角落里窥探，但凡发现有苛虐和嫌弃现象的，他们会马上把犯事之人带走谈话，如果再犯，那结局就是被以违背人伦的罪名发到皇庄种田去。
朱由检希望孩童们是在一种阳光畅快的环境下成长，不愿让他们过早的接触到人世间的阴暗面，他绝对无法容忍对孩童欺凌行为的发生。
在这个刚刚过上温饱日子的年代，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孩童们是非常能吃的，而有些心理阴暗的人看到能吃的孩子就会很厌烦，虽然吃的并不是他们家的，但这种人就是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
遵从朱由检旨意的厂卫们心里虽然对皇帝的这番小心思不以为然，但仍旧是尽职尽责的投入到了暗中探访的职责中去。
出乎厂卫们意料的是，那些雇工帮厨里，还真是有这样的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