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粮时,踢斛淋尖、大斗进小斗出,这两种恶劣方法最直接的影响是,既加深了农户的负担,又间接造成了农户对官府的仇恨感,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百姓常年受剥削下积攒的愤怒爆发出来,对整个社会造成的破坏力是十分惊人的。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对百姓的伤害,早在崇祯十八年时,朱由检便已下旨,各地官府在收取公粮时,全部用地秤称量,全面禁止使用容器收取赋税的方法。

    也就是说,此后各地收取赋税时,以粮食重量为依据,而不是以斛斗是不是装满为标准。

    这道圣旨一下,各地官府中,以踢斛淋尖这一特殊技能而洋洋自得的那部分衙差恶吏,从此再无施展的平台。

    所谓的踢斛淋尖,就是指用脚踢动装满粮食的斛斗使米粒密集充实以便再装,等到粮食装平斛斗后继续装成锥形而使米粒淋漓下滑,这样一来,农户明明只需缴纳一石粮食,最后却被迫多交了三五斗。

    别小看这每户三五斗,累积起来,一个县一季夏粮会多收多少粮食?

    多出来的这些粮食会卖给粮商,所得银钱自然就会被官府的老爷们分润了,这可是好大一笔收入。

    这种恶行对百姓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抢劫,百姓们对此都是敢怒不敢言,而个别人这种损公肥私的做法,却让百姓们把矛头对准了朝廷。

    无数例子证明,历朝历代的皇帝、朝廷出台各种惠民政策,在具体落实时却变成了扰民、害民之策,而那些制订政策的老爷们对此却是一无所知,高高在上、伸手可摘白云的他们,以为这个天下就如同自己想象和规划里一般无二,哪知道底下那帮孙子已经把老爷们的根脚差不多给挖断了。

    朱由检对此深有感触,所以才有了锦衣卫和御史下沉到县,并成为地方常设机构的新机制,正是在这种新机制的有效监督下,朝廷的各项大政方阵才得以落到实处。

    这其中,锦衣卫百户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御史的监督对象主要是地方主官,因为人手太少的缘故,他们没有精力对整个地方官府进行全面监督,并且由于同属文官系统的缘故,在某些不太严重的问题上,很多御史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放任地方官员打一些擦边球。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就是大明官场的生态环境。

    只要不是政见不同的死对头,大家都会给对方留个面子,避免直接撕破脸后造成的种种后果。

    都是给朝廷办事,大家份属同僚,没必要太过分。

    但锦衣卫就完全不同了。

    天子亲军的身份意味着,所有将官校尉极其后代子孙,永远不可能进入文官集团,他们这个集团的利益全靠皇家带来,根本无须仰文官鼻息,皇家强大,他们才会有更多的好处,沾更多的光。

    自成体系的锦衣卫有着自己的产业,当然了,这是在朱由检点头后才发展起来的。

    将官校尉们除了当差领取俸禄外,家中多余子弟全都在亲军自己的产业里做活。

    毕竟一家数口人不能只指望这一个人赚钱养家,在校尉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只有等到有了缺额,家中子弟才能补录进亲军,那剩下的总不能整日混吃等死吧?

    在这种情形下,开办其他产业,让亲军过上更好生活,以使其更加效忠于皇家的策略便应运而生。

    开遍大明各地的酒楼茶肆、清楼当铺、商行布庄,以及水陆运输业,有很多是锦衣卫开办的。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人员流动性强,人口最为密集之处,以便于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顺便收集到各种各样的社情民意,然后经过筛选后层层上报,最后再由锦衣卫经历司选取最有价值的上禀堂官们,由堂官们报入宫中。

    朱由检每天都会浏览锦衣卫情报汇总,以从中找出施政是否得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也是锦衣卫堂官们从来不敢懈怠的原因。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锦衣卫对于文官系统的监督那可真是拿着当自家事来办,有些防家贼的意思在里面。

    秦汉唐宋都有过与大明厂卫类似的机构,也是皇帝用来替自己张目,或者干一些上不得台面之事,但这些机构与现在大明的厂卫相比,无论是体量、势力、所掌控的范围、消息传达的准确性、对于皇帝交办之事的执行力等诸多方面来讲,都根本无法与厂卫相提并论。

    这些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势力范围仅限于都城,也就是只盯着皇帝眼皮底下那些人和事,出了都城就两眼一抹黑,地方有何重大事件发生,他们并不比皇帝知道的更早,从这点上看,这些机构存在感太过弱小,如同鸡肋一般。

    而朱由检则吸取了这个教训,在稳住跟脚后,随着局面逐渐好转,他便将掌控天下事的大网撒了出去。

    天子鹰犬下县,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从此之后,凡是有官府的地方,就有锦衣校尉的存在,这就让皇帝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全大明,也让地方官吏不敢再欺上瞒下。

    徭役制度和缴纳赋税方式的改变,就是来自于地方锦衣卫对相关情况的奏报。

    第八百三十一章 吏治就是治吏

    厂卫系统与文官集团有着天然的敌对属性和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是根本无法调和的。

    文官们有着属于自己的傲气,自认为饱读诗书的他们,从心里便看不起这些没甚文化的将官校尉,自己的升迁也指望不上对方,而且这些家伙还是来监视自己的,所以绝大多数文官根本不屑与厂卫打交道。

    厂卫系统的想法和文官们差不多。

    在他们眼中,这些大头巾仗着自己读过几本破书,就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的,说话的语气里就带着让人不舒服的蔑视,这不就是标准的欠收拾吗?

    这天下是皇爷家的,可不是你们这帮酸腐文人的,老子虽说没读过几本书,可老子们却是皇爷自家人,晓得只要天家安稳,我等就能世世代代跟着穿衣吃饭,老子们的俸禄,一家人的吃穿嚼用都是皇爷赏下的,你们这帮玩意算老几?老子吃你家还是喝你家的了?

    爷爷们只要把皇爷一家伺候好了,只要立了功,到时皇爷一句话,老子青云直上,小旗到千户也不是没有可能,崇祯八年至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多少原本籍籍无名的校尉,要么因为踏实肯干立下功勋,要么豁出性命挣了功劳,最后还不都是从最底层拔擢到副千户、千户这样的高位?

    咋地?这事你能给爷爷办成不?办不成你还给爷甩脸子呢?信不信爷爷大耳刮子抽你!

    找刺挠不是?

    正是在双方这种互相敌视的心态下,大明开国两百多年以来,吏治最清明的时代到来了。

    这一切都有赖于厂卫对文官的全面监督,而这种监督也在无意间,推动着两个系统不断的完成自我升级和改造,这是朱由检没有想到的,结果却是他喜闻乐见的。

    按照新朝规,在地方主官以及提刑按察使司审理案件时,驻地御史和锦衣卫必须派员旁听并记录,以防徇私枉法事件的发生。

    在这种新机制下,审案者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前程,不得不打起精神熟读各种刑律,以免将来出现冤案时遭到清算和追责,这就使得大明地方主官以及提刑按察使司相关官员对律法的运用变得精确无比。

    与此同时,随着参与旁听次数的增加,御史和很多将官校尉耳濡目染之下,被动的吸收了诸多律法知识,潜移默化之下,不自觉的成为了半个行家。

    在旁听时,一旦有判案者用错某条律法,这些旁听监督者便会当场指出其错误,久而久之,大明冤假错案率有了极大的下降,大理寺发回地方重审案件一年也没有几件,从前发生在司法上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消弭于无形之中。

    获悉情况后,朱由检也是欣慰不已。

    权利只有在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才会对社会发展和进步起到促进的作用,要不然就是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