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巡按（左光先是浙江巡按），”朱慈烺笑着，“如果江南有不轨之徒和流寇勾结，的确是心腹之患。”
左光先轻轻松了口气，有些得意的瞥了正襟危坐的钱谦益、侯恂一眼——他虽然不是进士，当不了东林三君，但是论起危言耸听吓唬太子的本事，他可比你们俩强多了！
不过钱谦益和侯恂却只是轻轻摇头，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果然，朱慈烺接下去的话，马上就让左光先有点傻眼。
“所以本宫才要清屯、清田……只有完成了清屯、清田，朝廷才能掌握足够多的土地，有了土地才能均田。而均田又能让朝廷牢牢掌握大量的人口！有了足够土地和人口，朝廷才不怕流寇、民变和鞑虏！”
什么？你要均田……左光先愣了又愣，心说你爹是崇祯皇帝还是李自成？
李自成都没真正均田，也就嚷嚷免赋三年。你到好，更进一步了，不仅免赋五年，还要均田！
唔，这倒是不怕流贼了……你他妈就是流贼！
这时，即将当选东林三君的魏藻德插话道：“根据户部和军屯卫的估计，仅仅在东南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军屯、官田、隐田的总数就不下一万万亩！这些田土都是朝廷所有之产，完全可以用来行均田，授给民户耕种，使之缴纳田租。以一万万亩计，平均一亩纳租五斗，其中一斗为收租、运粮之用，其余入库。朝廷年入也能有4000万石米面。
另外，一户百姓力耕二三十亩已经是极限了。一万万亩至少可以授400万户，差不多2000万口……这些户口都将由朝廷的军屯卫管辖，成为天子佃户。国家可以从中募兵、募役，不必再用普通民户之力。
400万户，哪怕10户出一兵，也能有40万可用之兵！有40万兵，还怕什么流寇、民变、鞑虏？”
图穷匕见啊！这是与民争利啊！
左光先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朱慈烺比李自成还坏，怪不得他上台后李自成尽吃亏了……
“太子殿下，东南万万亩的军屯、官田、隐田其实都是有主的！朝廷强要收回，难道就不怕官逼绅变吗？”
提出异议的是个六十来岁，有些发福，操着一口闽南口音，穿着一身蓝布儒服的老者。
朱慈烺知道此人是福建大儒，和心学大家，开创蕺山学派的刘宗周并称“二周”的黄道周。
“石斋先生，”对黄道周，朱慈烺还是非常客气的，尊称他为“石斋先生”，不过该坚持的立场，却不会有丝毫后退，“本朝最大的弊政在本宫看来就是三个，一是宗室太滥；二是卫所武官世袭；三是绅权太重。
现在朝廷正在大力整饬宗室和卫所，不知有多少人丢了世袭的官职身份。难道东南士绅比宗室更加尊贵，比世袭的武官更加善战？宗室和武官可以整饬裁汰，宗禄可以大幅削减，卫所土地可以收回重分，到了士绅头上就惹不起动不得了？
况且本宫还免了五年的田赋，还准备免除东南百姓的徭役……今后五年民田不必纳粮，百姓也不必服役当差，也不必再缴纳免役之钱。如此惠民之政，难道还不足以安抚东南百姓吗？”
黄道周摇摇头，叹了口气：“臣今日不言对错是非，只说会否民变奴变！若论是非曲折，朝廷的确占了道理……可是如今流寇、鞑虏攻于外，东南的劣绅莠民再变于内，只怕东南中兴的局面，就要毁于一旦！”
朱慈烺点点头笑道：“本宫的确担心敌攻于外，绅乱于内。所以才召集这次东林大会……就是希望东林党在此国家危难，神州将倾之际，能够挺身而出，卫国保民。石斋先生，您是福建大儒，在八闽之地人望极高。您说，如何才能既抚平八闽士绅，又收回官田、军田，还能严征商税？”
“这个……”这可把黄道周给难为了。
他这个大儒不是研究这事儿的！
朱慈烺目光在大堂中扫过，将参加东林大会的要角们脸上的表情，全都尽收于眼底，最后又落在了眉头紧锁的黄宗羲和罗大公身上。
黄道周这个大儒是研究易经的，而这两个儒则是研究社会和政治的——大儒不是靠道德品质高尚或是八股文章写得好就能当上的。大儒得对儒家思想有突出贡献才行！
而儒家思想则是一个包括了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一个综合体系。再通俗一点，就是儒家对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给出的答案。后世因为儒家世界观崩坏，所以人们误以为儒家是没有世界观，没有自然哲学这方面内容的，进而也有人误以为大儒就是道德高尚的儒……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只是儒家的自然哲学路线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错误并不是没有价值，因为探索未知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而黄宗羲和罗大公的本事则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是可以为朱慈烺出谋划策的！
第0346章 以富官换穷绅怎么样？
首先为朱慈烺献计献策的是黄宗羲，他拈着胡须，侃侃而谈道：“太子殿下，晚生以为本朝绅强而国贫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天下大而难治，天子所及所顾有限。因此不能以官治民，而只能以官抚绅，以绅治天下万民。这就是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既然是与士大夫共天下，那么士大夫自然要从中得利。其得利多寡，就取决于朝廷之强弱远近。
朝廷过去以北京为都，以天子守边，以东南富庶之地为远州。东南之政自然多赖士绅，东南之利，自然要和士绅分享。而且本朝自土木堡之变以后，由盛转衰，国势日下，君威渐弱。君弱则绅强，绅强则要与君争利，天下税赋当然会流失。因此以十万万亩之田土，一万万之人口，就仅纳粮两千余万石，银二三百万两了。
而晚生应对之法，则是近郡则严治，远州则方镇。以克难新军十数万之众，由北地南下的勋贵、世臣数千之家，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宗子数万之人，还怕管不好南直隶、浙江、江西的数十州府吗？所以学生觉得，真正需要留意的还是边远州郡和北国！”
果有见地！
黄宗羲道破的是中国君主集权政治最大的困难——国家太大了！这年头交通基本靠跑，通讯基本靠吼。国家一大，信息传递就慢。距离国都比较近的地方还好控制，远州边郡那是很容易失控的。
早年大明建都南京，看着钱袋子。结果边军在燕王朱棣的率领下作乱！
后来朱棣迁都北京，亲自看着边军，东南士绅又随即崛起……
现在朱慈烺带着十几万北军，几千家北方权贵，几万宗子宗室跑到江南，那么多人，那么强大的实力，要压制东南士绅问题不大。真正的问题是边远州郡和北方前线。
如果边远州郡不出乱子，北方的鞑子也不来插一脚，东南有啥铲不平的？
“太子殿下，学生有个办法，可以让东南州郡在朝廷严征商税、清查土地时太平无事。”
这回说话的是罗大公——今次恩科的状元公就看他和黄宗羲的表现啦！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东林大会，也是一场状元面试！罗大公做梦都想当状元，能不好好表现吗？
“学生的办法就是以富官换穷绅！”罗大公推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怎么说？”朱慈烺感兴趣地问。
罗大公道：“本朝的治理之道向来是绅富而官穷！绅者，秀才、举人、官户也。本朝优待读书人胜于唐宋，以宋朝为例，文官俸禄优厚，官户又免税免徭役之利。然而官人官户又有几何？进士难考，得官不易，举国之间，三年不过数百。全国的官户也就是几万家，虽有各种优待，但耗费终究有限。
而本朝自秀才起便有待遇优厚，免税、免徭役，还可以用诡寄、投献和庇护商人之法，将读书人的优待折色，实则就是分润国家的税款。因此本朝书生，只要有个秀才就不是穷酸，如果中了举人，三两月间就是一方富豪了。能够清廉以自守着，万中而无一啊！至于入仕为官……如果一点都不贪不腐，实际上就是图个身后之名，钱是赚不到几个的，没准还得往里面贴钱。
不过地方上给官户的优待又远高于举人，所以即便是那些明面上的清官，绝大多数还是能通过分润国税多少捞上一点的。如果这官员来自东南富庶之地，那么不是贪官也能当上豪富。只是这钱不是来自天子，而是取自地方……本朝的吏治中最大的败笔，就在此处了！”
官员们替皇上家打工，但是皇上家的俸禄微薄，在绝大部分官员的家庭收入中占比微不足道！
即便丢官，只要不削籍，或者削籍后士林名望更上层楼，在经济上就不会蒙受损失。
这才是大明文官敢于对抗皇权的根本原因——他们的经济基础，压根就不是皇上的俸禄，而是对国家税赋的分润之权。这不是官俸，而是绅权！
左光先轻轻松了口气，有些得意的瞥了正襟危坐的钱谦益、侯恂一眼——他虽然不是进士，当不了东林三君，但是论起危言耸听吓唬太子的本事，他可比你们俩强多了！
不过钱谦益和侯恂却只是轻轻摇头，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果然，朱慈烺接下去的话，马上就让左光先有点傻眼。
“所以本宫才要清屯、清田……只有完成了清屯、清田，朝廷才能掌握足够多的土地，有了土地才能均田。而均田又能让朝廷牢牢掌握大量的人口！有了足够土地和人口，朝廷才不怕流寇、民变和鞑虏！”
什么？你要均田……左光先愣了又愣，心说你爹是崇祯皇帝还是李自成？
李自成都没真正均田，也就嚷嚷免赋三年。你到好，更进一步了，不仅免赋五年，还要均田！
唔，这倒是不怕流贼了……你他妈就是流贼！
这时，即将当选东林三君的魏藻德插话道：“根据户部和军屯卫的估计，仅仅在东南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军屯、官田、隐田的总数就不下一万万亩！这些田土都是朝廷所有之产，完全可以用来行均田，授给民户耕种，使之缴纳田租。以一万万亩计，平均一亩纳租五斗，其中一斗为收租、运粮之用，其余入库。朝廷年入也能有4000万石米面。
另外，一户百姓力耕二三十亩已经是极限了。一万万亩至少可以授400万户，差不多2000万口……这些户口都将由朝廷的军屯卫管辖，成为天子佃户。国家可以从中募兵、募役，不必再用普通民户之力。
400万户，哪怕10户出一兵，也能有40万可用之兵！有40万兵，还怕什么流寇、民变、鞑虏？”
图穷匕见啊！这是与民争利啊！
左光先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朱慈烺比李自成还坏，怪不得他上台后李自成尽吃亏了……
“太子殿下，东南万万亩的军屯、官田、隐田其实都是有主的！朝廷强要收回，难道就不怕官逼绅变吗？”
提出异议的是个六十来岁，有些发福，操着一口闽南口音，穿着一身蓝布儒服的老者。
朱慈烺知道此人是福建大儒，和心学大家，开创蕺山学派的刘宗周并称“二周”的黄道周。
“石斋先生，”对黄道周，朱慈烺还是非常客气的，尊称他为“石斋先生”，不过该坚持的立场，却不会有丝毫后退，“本朝最大的弊政在本宫看来就是三个，一是宗室太滥；二是卫所武官世袭；三是绅权太重。
现在朝廷正在大力整饬宗室和卫所，不知有多少人丢了世袭的官职身份。难道东南士绅比宗室更加尊贵，比世袭的武官更加善战？宗室和武官可以整饬裁汰，宗禄可以大幅削减，卫所土地可以收回重分，到了士绅头上就惹不起动不得了？
况且本宫还免了五年的田赋，还准备免除东南百姓的徭役……今后五年民田不必纳粮，百姓也不必服役当差，也不必再缴纳免役之钱。如此惠民之政，难道还不足以安抚东南百姓吗？”
黄道周摇摇头，叹了口气：“臣今日不言对错是非，只说会否民变奴变！若论是非曲折，朝廷的确占了道理……可是如今流寇、鞑虏攻于外，东南的劣绅莠民再变于内，只怕东南中兴的局面，就要毁于一旦！”
朱慈烺点点头笑道：“本宫的确担心敌攻于外，绅乱于内。所以才召集这次东林大会……就是希望东林党在此国家危难，神州将倾之际，能够挺身而出，卫国保民。石斋先生，您是福建大儒，在八闽之地人望极高。您说，如何才能既抚平八闽士绅，又收回官田、军田，还能严征商税？”
“这个……”这可把黄道周给难为了。
他这个大儒不是研究这事儿的！
朱慈烺目光在大堂中扫过，将参加东林大会的要角们脸上的表情，全都尽收于眼底，最后又落在了眉头紧锁的黄宗羲和罗大公身上。
黄道周这个大儒是研究易经的，而这两个儒则是研究社会和政治的——大儒不是靠道德品质高尚或是八股文章写得好就能当上的。大儒得对儒家思想有突出贡献才行！
而儒家思想则是一个包括了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一个综合体系。再通俗一点，就是儒家对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给出的答案。后世因为儒家世界观崩坏，所以人们误以为儒家是没有世界观，没有自然哲学这方面内容的，进而也有人误以为大儒就是道德高尚的儒……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只是儒家的自然哲学路线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错误并不是没有价值，因为探索未知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而黄宗羲和罗大公的本事则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是可以为朱慈烺出谋划策的！
第0346章 以富官换穷绅怎么样？
首先为朱慈烺献计献策的是黄宗羲，他拈着胡须，侃侃而谈道：“太子殿下，晚生以为本朝绅强而国贫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天下大而难治，天子所及所顾有限。因此不能以官治民，而只能以官抚绅，以绅治天下万民。这就是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既然是与士大夫共天下，那么士大夫自然要从中得利。其得利多寡，就取决于朝廷之强弱远近。
朝廷过去以北京为都，以天子守边，以东南富庶之地为远州。东南之政自然多赖士绅，东南之利，自然要和士绅分享。而且本朝自土木堡之变以后，由盛转衰，国势日下，君威渐弱。君弱则绅强，绅强则要与君争利，天下税赋当然会流失。因此以十万万亩之田土，一万万之人口，就仅纳粮两千余万石，银二三百万两了。
而晚生应对之法，则是近郡则严治，远州则方镇。以克难新军十数万之众，由北地南下的勋贵、世臣数千之家，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宗子数万之人，还怕管不好南直隶、浙江、江西的数十州府吗？所以学生觉得，真正需要留意的还是边远州郡和北国！”
果有见地！
黄宗羲道破的是中国君主集权政治最大的困难——国家太大了！这年头交通基本靠跑，通讯基本靠吼。国家一大，信息传递就慢。距离国都比较近的地方还好控制，远州边郡那是很容易失控的。
早年大明建都南京，看着钱袋子。结果边军在燕王朱棣的率领下作乱！
后来朱棣迁都北京，亲自看着边军，东南士绅又随即崛起……
现在朱慈烺带着十几万北军，几千家北方权贵，几万宗子宗室跑到江南，那么多人，那么强大的实力，要压制东南士绅问题不大。真正的问题是边远州郡和北方前线。
如果边远州郡不出乱子，北方的鞑子也不来插一脚，东南有啥铲不平的？
“太子殿下，学生有个办法，可以让东南州郡在朝廷严征商税、清查土地时太平无事。”
这回说话的是罗大公——今次恩科的状元公就看他和黄宗羲的表现啦！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东林大会，也是一场状元面试！罗大公做梦都想当状元，能不好好表现吗？
“学生的办法就是以富官换穷绅！”罗大公推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怎么说？”朱慈烺感兴趣地问。
罗大公道：“本朝的治理之道向来是绅富而官穷！绅者，秀才、举人、官户也。本朝优待读书人胜于唐宋，以宋朝为例，文官俸禄优厚，官户又免税免徭役之利。然而官人官户又有几何？进士难考，得官不易，举国之间，三年不过数百。全国的官户也就是几万家，虽有各种优待，但耗费终究有限。
而本朝自秀才起便有待遇优厚，免税、免徭役，还可以用诡寄、投献和庇护商人之法，将读书人的优待折色，实则就是分润国家的税款。因此本朝书生，只要有个秀才就不是穷酸，如果中了举人，三两月间就是一方富豪了。能够清廉以自守着，万中而无一啊！至于入仕为官……如果一点都不贪不腐，实际上就是图个身后之名，钱是赚不到几个的，没准还得往里面贴钱。
不过地方上给官户的优待又远高于举人，所以即便是那些明面上的清官，绝大多数还是能通过分润国税多少捞上一点的。如果这官员来自东南富庶之地，那么不是贪官也能当上豪富。只是这钱不是来自天子，而是取自地方……本朝的吏治中最大的败笔，就在此处了！”
官员们替皇上家打工，但是皇上家的俸禄微薄，在绝大部分官员的家庭收入中占比微不足道！
即便丢官，只要不削籍，或者削籍后士林名望更上层楼，在经济上就不会蒙受损失。
这才是大明文官敢于对抗皇权的根本原因——他们的经济基础，压根就不是皇上的俸禄，而是对国家税赋的分润之权。这不是官俸，而是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