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螟的大爆发不是偶然的。
水稻耕作制度是影响稻螟种群消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主要稻区水稻耕作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具体表现为双季稻面积缩小，单季稻面积扩大，纯双季稻区出现大比例的“四稻”、“五稻”混栽布局，稻螟食料和栖息场所的“桥梁田”增多，导致三化螟数量急剧回升以至爆发。
水稻品种也显著影响稻螟的发生数量。我国大力推的广杂交水稻，最适于稻螟的钻蛀取食和生长发育。
即使常规稻，目前主栽品种也是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偏晚熟，全季生育期延长，十分有利于稻螟幼虫的生长发育成熟化蛹——譬如嘉谷推广的“嘉籼1号”。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稻螟是人为害虫。
按食物链观点，决定生物种群数量的正副作用力是“生”与“死”。
既然人类无意中提供了稻螟如此丰厚的食物，它们吃得多、生得多、长得快就不足为奇了。“死”则来自于抑制力量，稻螟的主要致死因子主要还是人工防治。
可惜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治虫整体水平明显下降了。
分散经营使得农村治虫整体水平下降——首先是虫情信息传递不到位。
“我至今还记得，七十年代从江南省兴起的全国性农民植保员队伍以及‘两查两定’——查虫口密度定防治对象田、查发育进度定防治适期；只是后面这一首创性制度就基本不复存在了。”董启军可惜地回忆往昔道。
如今，一个县十几万至几十万户、每户零点几公顷的规模，谁也无法及时普遍通知、指导虫情——由此看来，时代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
杜为民则还是对嘉谷被牵连耿耿于怀：“分散经营也不利于生态防治技术的应用……”
分田到户后，分散的经营导致防治手段的单一，甚至于滥用化学杀虫剂。
当前，多种类、大剂量杀虫剂频频使用，种类甚至包括高毒和剧毒的敌敌畏等混剂。
最严重的是，这些杀虫剂基本上是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的，其治虫效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董启军就坦然道：“治螟农药残毒会引起稻米质量严重下降。事实上，连我也不吃自家生产的粳稻，我宁愿吃口感不好的籼稻。因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药多；而籼稻是早稻，打药少。”
据董启军说，也不独是他，在许多稻区，禽畜产品都有农药残毒超标的严重问题，因为粳稻是主要饲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生物、农业、信息化学等生态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积统一行动。由于组织协调费时费力，往往未能组织或难以落实，结果使化学毒杀剂大行其道，不仅使标靶害虫稻螟频繁爆发，而且引起潜在害虫（如稻综卷叶螟）急骤上升，加速恶性循环。
对此，齐政摆手道：“现在多说无益。不过害虫爆发不等于成灾，成灾是爆发加失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则，一旦酿成虫灾，这一季水稻必将损失惨重。”
……
第197章 联合杀虫，灭子绝孙
对于害虫这玩意，干就完事了。
要说稻螟的防治办法，其实还真的不少。
化学农药是最直接的手段，也是防治虫害不可缺少的一种药剂，尤其是在发生突发病情时，化学农药的防治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但对于嘉谷农资来说，要注意药剂的选择，要以高效低毒的品种为主。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要派出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一定要注意用量与药剂的浓度，虫害小的时候最好是挑治。
采纳物理防治也是一种办法。可用装置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或是利用性诱剂放置诱捕器诱杀害虫。但这是稻螟成虫羽化始期才能采取的措施，如今还多是幼虫，不适用！
生物防治的办法自然最环保。
稻螟的天敌很多，卵期有赤眼蜂，黑卵蜂，啮小蜂的寄生；幼虫的天敌属寄生性的有小茧蜂，病原真菌，细菌及线虫等。
因此可以运用天敌控害。维护青蛙、黑卵蜂、啮小蜂等田间天敌，充分发挥天敌的天然控害作用；或栽培诱虫植物诱杀螟虫，在路途、水沟、田边栽培香根草、苏丹草等多年生植物，诱杀螟虫。
但是目前生物防治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且不说投入，效果实在太慢了，等到生物防治起作用，估计稻螟都已经成灾了，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当然，还有理论上最完美的微生物农药，因为微生物农药的效果是比较强的，而且毒性小，基本没有残留，在优质的水稻上理应大力使用。
除了价格！
与嘉谷农资合作的农民们面对微生物农药的账单，都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价格太高了，根本不纳入考虑范围内。
所以综合起来，嘉谷农资只能为农民们提供化学农药服务，另外就是辅以在田埂边栽培诱虫植物以诱杀螟虫。
当然，嘉谷农资也只能兼顾与公司达成合作的种植户，其他“散户”就要靠政府了。
治虫，可以说是人类与害虫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战争就需要高度组织纪律性，而政府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组织和指挥者，尤其在小农经济国家，只应加强，不能削弱。
因此嘉谷农资也与政府江右省政府通力合作，提供建议或交换相关信息，尽力实施统一防治，消灭防治工作死角。
这种时候就能体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对病虫害统一防治、生态防治的整体效能了。
嘉谷在岷省nk市的仙茗大米种植基地，就在江右省隔壁，但在江右省面临着稻螟灾害爆发的威胁时，nk市基本是波澜不惊。
nk市的耕地都被嘉谷纳入了统一管理，既在冬天和春耕时统一灭杀虫卵，又大规模推广“鸭稻共生”模式，稻螟在这边根本掀不起半点风浪——来多少都是送菜的。
即使有漏网之鱼，嘉谷都是采用苏云金杆菌等微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基本万无一失——土豪就是有资格任性。
事实上，只要看到仙茗大米稻田里的青蛙，就足以将虫害抛在脑后了。青蛙大部分的食物都是以害虫为食，所以嘉谷在稻田中投入了适量的青蛙，只要青蛙的数量足够，比一切害虫的防治方法都要好使。
当然，放眼全国，化学农药还是绝对的第一选择。
农药每年为我国平均挽回粮食五千万吨、蔬菜一千五百万吨、水果六百万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以上，从投入产出来看，每使用一元钱的农药，可获得十到二十元的直接经济收益。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没有化学农药所提供的保障，我们农业的粮食安全、谷物自给是根本做不到的。
即使是嘉谷，也只能承认，就目前植物保护科学发展的水平，化学防治仍然是最方便、最稳定、最迅速、最有效、最廉价的防治手段，尤其是当遇到突发性、入侵性生物灾害发生时，尚无任何防治方法能够替代化学农药。
虽然为了减少农药使用，无论是嘉谷还是国家，都在大力推广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全面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综合利用生物、物理、栽培等措施来防治病虫害。
但除了局部有机农业生产和少数森林病虫害外，只依靠天敌防治病虫害是不现实的，国内外都是这样。
水稻耕作制度是影响稻螟种群消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主要稻区水稻耕作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具体表现为双季稻面积缩小，单季稻面积扩大，纯双季稻区出现大比例的“四稻”、“五稻”混栽布局，稻螟食料和栖息场所的“桥梁田”增多，导致三化螟数量急剧回升以至爆发。
水稻品种也显著影响稻螟的发生数量。我国大力推的广杂交水稻，最适于稻螟的钻蛀取食和生长发育。
即使常规稻，目前主栽品种也是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偏晚熟，全季生育期延长，十分有利于稻螟幼虫的生长发育成熟化蛹——譬如嘉谷推广的“嘉籼1号”。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稻螟是人为害虫。
按食物链观点，决定生物种群数量的正副作用力是“生”与“死”。
既然人类无意中提供了稻螟如此丰厚的食物，它们吃得多、生得多、长得快就不足为奇了。“死”则来自于抑制力量，稻螟的主要致死因子主要还是人工防治。
可惜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治虫整体水平明显下降了。
分散经营使得农村治虫整体水平下降——首先是虫情信息传递不到位。
“我至今还记得，七十年代从江南省兴起的全国性农民植保员队伍以及‘两查两定’——查虫口密度定防治对象田、查发育进度定防治适期；只是后面这一首创性制度就基本不复存在了。”董启军可惜地回忆往昔道。
如今，一个县十几万至几十万户、每户零点几公顷的规模，谁也无法及时普遍通知、指导虫情——由此看来，时代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
杜为民则还是对嘉谷被牵连耿耿于怀：“分散经营也不利于生态防治技术的应用……”
分田到户后，分散的经营导致防治手段的单一，甚至于滥用化学杀虫剂。
当前，多种类、大剂量杀虫剂频频使用，种类甚至包括高毒和剧毒的敌敌畏等混剂。
最严重的是，这些杀虫剂基本上是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的，其治虫效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董启军就坦然道：“治螟农药残毒会引起稻米质量严重下降。事实上，连我也不吃自家生产的粳稻，我宁愿吃口感不好的籼稻。因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药多；而籼稻是早稻，打药少。”
据董启军说，也不独是他，在许多稻区，禽畜产品都有农药残毒超标的严重问题，因为粳稻是主要饲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生物、农业、信息化学等生态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积统一行动。由于组织协调费时费力，往往未能组织或难以落实，结果使化学毒杀剂大行其道，不仅使标靶害虫稻螟频繁爆发，而且引起潜在害虫（如稻综卷叶螟）急骤上升，加速恶性循环。
对此，齐政摆手道：“现在多说无益。不过害虫爆发不等于成灾，成灾是爆发加失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则，一旦酿成虫灾，这一季水稻必将损失惨重。”
……
第197章 联合杀虫，灭子绝孙
对于害虫这玩意，干就完事了。
要说稻螟的防治办法，其实还真的不少。
化学农药是最直接的手段，也是防治虫害不可缺少的一种药剂，尤其是在发生突发病情时，化学农药的防治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但对于嘉谷农资来说，要注意药剂的选择，要以高效低毒的品种为主。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要派出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一定要注意用量与药剂的浓度，虫害小的时候最好是挑治。
采纳物理防治也是一种办法。可用装置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或是利用性诱剂放置诱捕器诱杀害虫。但这是稻螟成虫羽化始期才能采取的措施，如今还多是幼虫，不适用！
生物防治的办法自然最环保。
稻螟的天敌很多，卵期有赤眼蜂，黑卵蜂，啮小蜂的寄生；幼虫的天敌属寄生性的有小茧蜂，病原真菌，细菌及线虫等。
因此可以运用天敌控害。维护青蛙、黑卵蜂、啮小蜂等田间天敌，充分发挥天敌的天然控害作用；或栽培诱虫植物诱杀螟虫，在路途、水沟、田边栽培香根草、苏丹草等多年生植物，诱杀螟虫。
但是目前生物防治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且不说投入，效果实在太慢了，等到生物防治起作用，估计稻螟都已经成灾了，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当然，还有理论上最完美的微生物农药，因为微生物农药的效果是比较强的，而且毒性小，基本没有残留，在优质的水稻上理应大力使用。
除了价格！
与嘉谷农资合作的农民们面对微生物农药的账单，都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价格太高了，根本不纳入考虑范围内。
所以综合起来，嘉谷农资只能为农民们提供化学农药服务，另外就是辅以在田埂边栽培诱虫植物以诱杀螟虫。
当然，嘉谷农资也只能兼顾与公司达成合作的种植户，其他“散户”就要靠政府了。
治虫，可以说是人类与害虫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战争就需要高度组织纪律性，而政府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组织和指挥者，尤其在小农经济国家，只应加强，不能削弱。
因此嘉谷农资也与政府江右省政府通力合作，提供建议或交换相关信息，尽力实施统一防治，消灭防治工作死角。
这种时候就能体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对病虫害统一防治、生态防治的整体效能了。
嘉谷在岷省nk市的仙茗大米种植基地，就在江右省隔壁，但在江右省面临着稻螟灾害爆发的威胁时，nk市基本是波澜不惊。
nk市的耕地都被嘉谷纳入了统一管理，既在冬天和春耕时统一灭杀虫卵，又大规模推广“鸭稻共生”模式，稻螟在这边根本掀不起半点风浪——来多少都是送菜的。
即使有漏网之鱼，嘉谷都是采用苏云金杆菌等微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基本万无一失——土豪就是有资格任性。
事实上，只要看到仙茗大米稻田里的青蛙，就足以将虫害抛在脑后了。青蛙大部分的食物都是以害虫为食，所以嘉谷在稻田中投入了适量的青蛙，只要青蛙的数量足够，比一切害虫的防治方法都要好使。
当然，放眼全国，化学农药还是绝对的第一选择。
农药每年为我国平均挽回粮食五千万吨、蔬菜一千五百万吨、水果六百万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以上，从投入产出来看，每使用一元钱的农药，可获得十到二十元的直接经济收益。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没有化学农药所提供的保障，我们农业的粮食安全、谷物自给是根本做不到的。
即使是嘉谷，也只能承认，就目前植物保护科学发展的水平，化学防治仍然是最方便、最稳定、最迅速、最有效、最廉价的防治手段，尤其是当遇到突发性、入侵性生物灾害发生时，尚无任何防治方法能够替代化学农药。
虽然为了减少农药使用，无论是嘉谷还是国家，都在大力推广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全面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综合利用生物、物理、栽培等措施来防治病虫害。
但除了局部有机农业生产和少数森林病虫害外，只依靠天敌防治病虫害是不现实的，国内外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