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距王城一百里的臣民，要将割下的庄稼纳贡，距王城二百里的，要把庄稼割去秸杆后纳贡，距王城四百里的，则纳贡粟等等，是一种按照土地及产量课征的实物税。
到了商朝，就有名了，井田制。
顾名思义，井田制是把土地依“井”字划分九个区，其中外八区称为私田，分给八户农民耕种，收获供这些农民养家糊口，中区为公田，由八户农民共同义务耕种，收获全部归奴隶主和国家所有。
八家民力，助耕公田，而不税私田，相比起夏朝，不光是呆板的缴纳实物为税收，而是算上劳动力，你好我好大家好。
实行井田制的目的，是要臣民福利均等、分配平等、赋税平均，这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税收制度，但操作起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该是上下皆有利益的事情，却被贪心欲望所毁，井田制亦是如此，具体不赘述，这历经商周两朝的制度，在目前被上位者操纵把持的途径，名为助法。
助法是统治阶级在固有土地的基础上，凭借权力和地位，通过分田制禄，强迫农民无偿提供劳役，用以解决各级官员的俸禄支出、军费支出和国家其它支出的手段。
打个比方，租了个门面房做生意，原本只是单纯的付房租，把该交的那份交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现在在房租之外，房东一家的生活费支出全要你承担，这谁受得了？
这种畸形的制度下，经过数百年的酝酿，趋至爆发的边缘，殷商才会覆灭。
由此可见，一个王朝的灭亡，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两项决策失误造成的，都是长年累月的积弊。
但四镇诸侯的变法，将矛盾转移了。
东鲁为八百诸侯之首，率先改革，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更占据地利。
东夷被灭后，黄飞虎奉命，在东夷原祖庭山外，建立了一座东平城，依山靠海，如今成为天下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山上的天材地宝，海里的奇珍异物，源源不断地往内陆送达，深受诸侯贵族的喜爱。
东鲁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也大力发展商业。
于是乎，在这个基础上，姜子牙开设了三种税：
第一是山泽之赋，即对山里林产和海洋渔产的课税。
这是开采时就收取的，也就是在东平城中，商人们就得纷纷上缴一大笔税。
第二是关市之赋，就是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的检查和征税。
这个“关”，正是五关，“市”则是每一个大的城市。
也就是说，每经过一关，都要上缴一笔税收，每进入一座大城市，亦是如此。
第三则是币余之赋，是指不属于以上的各类情况的其它赋税。
第三种倒也罢了，前两种可是狠狠从商人身上挖下一块肉来。
姜氏父子不是纯粹的武夫，讨论良久，认为这是中央对于东鲁的一种经济打压。
练兵是要钱的，东鲁改革军制，常驻军力达到惊人的十二万，是四大诸侯之最，每一日的开销都十分惊人，若不是大力发展商业，在东平城的聚宝盆内分了一杯羹，早就支持不下去了。
现在新税一上，收入的一部分要通过税，上缴中央，不裁军也不成了。
软刀子割肉！
不过值此敏感关头，东鲁心怀顾忌，不想和中央直接翻脸。
阳奉阴违也不能太过分，姜子牙虽然好对付，但毕竟涉及陛下的颜面，如果敬酒不吃，指不定得吃罚酒。
冀州之战后，他们认识到，即便东鲁最得意的大军，与中央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谋反是不现实的，未免双方撕破脸皮，落得像西岐那样兵戎相见的地步，还是退让些比较好。
于是乎，东鲁在姜子牙的数度逼迫下，终于开始税收改制。
姜氏父子并不慌，反正税收之事，猫腻甚多，最终上缴多少，还不是由东鲁官员说了算？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东鲁悲剧的开端。
第五十八章 东鲁炸了
东夷灭后，东鲁就没有外敌战事了，此次新税法改制后，正好将军队改派各地，监督商人交税。
姜桓楚原本的目的，是将税收的名目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毕竟让中央参与进来，弄虚作假的难度就会直线上升。
何况想从商人身上割肉也不简单，为了利益，商人能铤而走险，不择手段，恐怕唯有正规军的威慑力，才能令他们乖乖交税。
姜桓楚的想法大致没错，却低估了商人。
这个年代的商人，绝不是后世那个士农工商的最底层，恰恰相反，现在的商人至少是平民中的翘楚，基本都要姜子牙义兄宋异人那样的家财，才有资格走一趟东平，甚至许多干脆就是由诸侯贵族的直系亲属担任。
他们往来东平，一路千里迢迢，雇佣了不少护卫，每支商队，其实都相当于一支小型武装集团，其中数支大车队，更有抗衡上千正规军的实力。
不过姜文焕身为最早的兵家弟子之一，他练出来的精兵，比起西岐都要更甚一筹，正面交锋，确实是根本不惧商队的。
在经历了几次交锋后，商队发现硬碰硬讨不得好，立刻开始转变策略，瞄准了税收官员。
奴隶没有文化，税收的入账，自然要交予专门的官员来完成，商人就开始了无师自通的技巧——行贿。
官商勾结，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同样的，底层人民也最为痛恨这点，因为官商侵吞伤害的，是底层民众那微薄的利益，日子过得已经够苦，还要被剥削，是可忍孰不可忍。
东鲁的士兵则更为严重。
税收之事，将矛盾彻底引爆。
奴隶中也有聪慧之士，虽然没有文化，但货物的多少岂会不知，冷眼旁观之下，很快看出了税收官的弄虚作假，不少性情刚烈者，予以出面阻止。
官员的反应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恼羞成怒。
到了商朝，就有名了，井田制。
顾名思义，井田制是把土地依“井”字划分九个区，其中外八区称为私田，分给八户农民耕种，收获供这些农民养家糊口，中区为公田，由八户农民共同义务耕种，收获全部归奴隶主和国家所有。
八家民力，助耕公田，而不税私田，相比起夏朝，不光是呆板的缴纳实物为税收，而是算上劳动力，你好我好大家好。
实行井田制的目的，是要臣民福利均等、分配平等、赋税平均，这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税收制度，但操作起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该是上下皆有利益的事情，却被贪心欲望所毁，井田制亦是如此，具体不赘述，这历经商周两朝的制度，在目前被上位者操纵把持的途径，名为助法。
助法是统治阶级在固有土地的基础上，凭借权力和地位，通过分田制禄，强迫农民无偿提供劳役，用以解决各级官员的俸禄支出、军费支出和国家其它支出的手段。
打个比方，租了个门面房做生意，原本只是单纯的付房租，把该交的那份交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现在在房租之外，房东一家的生活费支出全要你承担，这谁受得了？
这种畸形的制度下，经过数百年的酝酿，趋至爆发的边缘，殷商才会覆灭。
由此可见，一个王朝的灭亡，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两项决策失误造成的，都是长年累月的积弊。
但四镇诸侯的变法，将矛盾转移了。
东鲁为八百诸侯之首，率先改革，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更占据地利。
东夷被灭后，黄飞虎奉命，在东夷原祖庭山外，建立了一座东平城，依山靠海，如今成为天下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山上的天材地宝，海里的奇珍异物，源源不断地往内陆送达，深受诸侯贵族的喜爱。
东鲁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也大力发展商业。
于是乎，在这个基础上，姜子牙开设了三种税：
第一是山泽之赋，即对山里林产和海洋渔产的课税。
这是开采时就收取的，也就是在东平城中，商人们就得纷纷上缴一大笔税。
第二是关市之赋，就是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的检查和征税。
这个“关”，正是五关，“市”则是每一个大的城市。
也就是说，每经过一关，都要上缴一笔税收，每进入一座大城市，亦是如此。
第三则是币余之赋，是指不属于以上的各类情况的其它赋税。
第三种倒也罢了，前两种可是狠狠从商人身上挖下一块肉来。
姜氏父子不是纯粹的武夫，讨论良久，认为这是中央对于东鲁的一种经济打压。
练兵是要钱的，东鲁改革军制，常驻军力达到惊人的十二万，是四大诸侯之最，每一日的开销都十分惊人，若不是大力发展商业，在东平城的聚宝盆内分了一杯羹，早就支持不下去了。
现在新税一上，收入的一部分要通过税，上缴中央，不裁军也不成了。
软刀子割肉！
不过值此敏感关头，东鲁心怀顾忌，不想和中央直接翻脸。
阳奉阴违也不能太过分，姜子牙虽然好对付，但毕竟涉及陛下的颜面，如果敬酒不吃，指不定得吃罚酒。
冀州之战后，他们认识到，即便东鲁最得意的大军，与中央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谋反是不现实的，未免双方撕破脸皮，落得像西岐那样兵戎相见的地步，还是退让些比较好。
于是乎，东鲁在姜子牙的数度逼迫下，终于开始税收改制。
姜氏父子并不慌，反正税收之事，猫腻甚多，最终上缴多少，还不是由东鲁官员说了算？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东鲁悲剧的开端。
第五十八章 东鲁炸了
东夷灭后，东鲁就没有外敌战事了，此次新税法改制后，正好将军队改派各地，监督商人交税。
姜桓楚原本的目的，是将税收的名目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毕竟让中央参与进来，弄虚作假的难度就会直线上升。
何况想从商人身上割肉也不简单，为了利益，商人能铤而走险，不择手段，恐怕唯有正规军的威慑力，才能令他们乖乖交税。
姜桓楚的想法大致没错，却低估了商人。
这个年代的商人，绝不是后世那个士农工商的最底层，恰恰相反，现在的商人至少是平民中的翘楚，基本都要姜子牙义兄宋异人那样的家财，才有资格走一趟东平，甚至许多干脆就是由诸侯贵族的直系亲属担任。
他们往来东平，一路千里迢迢，雇佣了不少护卫，每支商队，其实都相当于一支小型武装集团，其中数支大车队，更有抗衡上千正规军的实力。
不过姜文焕身为最早的兵家弟子之一，他练出来的精兵，比起西岐都要更甚一筹，正面交锋，确实是根本不惧商队的。
在经历了几次交锋后，商队发现硬碰硬讨不得好，立刻开始转变策略，瞄准了税收官员。
奴隶没有文化，税收的入账，自然要交予专门的官员来完成，商人就开始了无师自通的技巧——行贿。
官商勾结，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同样的，底层人民也最为痛恨这点，因为官商侵吞伤害的，是底层民众那微薄的利益，日子过得已经够苦，还要被剥削，是可忍孰不可忍。
东鲁的士兵则更为严重。
税收之事，将矛盾彻底引爆。
奴隶中也有聪慧之士，虽然没有文化，但货物的多少岂会不知，冷眼旁观之下，很快看出了税收官的弄虚作假，不少性情刚烈者，予以出面阻止。
官员的反应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恼羞成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