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广播室，阿成正在看书，脸几乎要贴在书桌上。见我和唐刚进来，他从书里抬起头，往我们身后看了看，起身给唐刚鞠躬，叫了声“唐老板”。
我拿出阿成给《大时报》的一堆投稿，说自己是《大时报》的记者，想当面采访他，问问鬼曲的事情。阿成突然咧嘴朝我笑了笑，说：“都是我写的。我们见过面的，那鬼曲也是我放的。”说完，指了指广播室角落的留声机。
唐刚“啊”了一声，张大嘴没说出话。
阿成打开抽屉，拿出个笔记本，从本子里抽出一张照片，给我和唐刚看了看，说：“唐老板，我叫周宗成，是周清迪的儿子。”
照片上是一家人的合影，一对穿西式套装的中年男女，中间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和一个戴眼镜的男孩，男孩应该就是阿成。
唐刚不太明白阿成的意思，抹了抹额头的汗，又看了看我。
阿成把照片塞进衬衣口袋，对唐刚说：“唐老板可能早就不记得了，我就讲讲。”他在椅子上坐下，看了我一眼，“赵记者正好听一听，也好写一写。”
唐刚盯着阿成看了一会儿，一拍脑门：“想起来了，你是周家的小儿子。你怎么做起工人来，周老板呢？”
“他也早就不是老板了，两年前他就上吊死了。”
两年前，唐刚和日本人合资，在杨树浦开办恒和棉纱厂后，周边城乡的棉纱作坊纷纷破产倒闭[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解体和转向近代经济的过程，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中国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逐渐没落和解体。一些本来能够自给自足和盈利的家庭式手工作坊，在外资机器工厂的冲击下，倒闭或被吞并，使得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劳动力流向工业化的生产车间。—— 参考《民国经济史》]。周家祖上原是四川山里人，清末移民上海，学着做起了棉纱作坊，一路顺风顺水，日子过得不错，姐弟俩都念了新学。恒和厂起来后，唐刚想收购周家作坊，周清迪不愿意，唐刚就设法招走了周家作坊的工人。
“没了工人，家里的作坊很快垮掉了，父亲一时气不过，半夜上了吊，母亲也发疯不知道去了哪儿。”阿成一字一句地说，非常冷静。
唐刚紧皱着眉头，使劲擦汗，他没想到，自己的“实业救国”毁了另一个家庭。
我问阿成：“你父亲的死就算是恒和厂造成的，你应该找唐老板，不该装神弄鬼害死这么多人。”
阿成扶了扶眼镜，呵呵笑了两声：“我可没杀人，这些女孩听听音乐就自杀，还是得问唐老板。”他走出广播室，指了指下面的一排排车间，说：“这些人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站在那儿，活得跟陀螺一样，换我我也想死。我就是做个实验，没想到真的有效。”
我问他怎么给工人听鬼曲，他走回广播室，接上几根线，打开留声机，三个大喇叭响起刺耳的轰鸣声，响了一会儿，开始播放交响乐。
“我只是把鬼曲插在平时放的广播音乐里，每次播上一小段。”
半年来，他每天播放鬼曲的一个小片段，这些旋律早就印在了工人的脑子里。当他制造了听见鬼曲杀人的传言后，就专找偏僻处播放鬼曲[大脑长期接触的信息片段（听觉、视觉），会潜移默化地形成“内隐记忆”（ilicit ory），在特定场景或刺激下，这种记忆会被无意识地唤起，对当前任务自动产生影响。最早提出此概念的是笛卡尔。]。这样的杀人试验，简直就是赌博。
唐刚说：“你觉得我害了你家，怎么不直接找我？杀这么多人算什么？”
阿成又呵呵笑：“我说过了，我没杀人。就算是杀人，也是我们一起杀的，还有你们这些报社。”他边说边指了指我，“所以，我要让人人都知道，工厂是杀人的地方，报应很快就会到来。”
我见他的神志已经有些恍惚，悄悄对唐刚说，下去叫巡警。
唐刚走出广播室，正要下楼，阿成一把搂住他，往顶楼边缘的栏杆推。唐刚尖叫一声，紧紧拽住栏杆，把身子往下坠，阿成撞在栏杆上，想拖着唐刚往外翻。两人撕扯着，僵持在那里。
我让阿成冷静，他哈哈大笑，对着唐刚的耳朵说了句什么。头顶上播放交响乐的喇叭声音巨大，我没听见他在说什么。
我看了看不远处的钟楼，马上就到中午12点，散工的钟声就要响了，下面的车间整整齐齐，整个恒和厂里没有一个人走动。
唐刚大叫着挣扎，脚却渐渐离了地面，要被阿成从栏杆上掀过去。我慢慢走到他俩跟前，一只手拽住唐刚的胳膊，猛地伸手打掉了阿成脸上的眼镜，他惊叫一声，抓唐刚的手一松。我往后一撤，把唐刚拽了过来。阿成在空中胡乱抓了几下，摸不清方向，从栏杆上翻了下去。
我和唐刚坐在地上，呆了半晌。我问他，阿成刚才对他说了什么。
“他说，就算鬼曲没有了，阴魂一样不会散去。”
案子讲到这里，我停住了，走到院子里抽烟。
戴戴问：“还是没明白，这凶手到底怎么杀人的？”
我给她和小宝解释了什么是心理学上的催眠暗示，阿成很可能是想利用鬼曲杀人的强烈暗示来让工人进入催眠状态。
小宝说：“所以，他给报纸投稿也是想让传说越闹越真？”
我点点头，说：“其实这也是我在琢磨的问题。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案子没有杀人凶手；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多人都是凶手。说不定，阿成说的报应真的会来。”
戴戴拿起我的烟，也抽起来——本来，她自从开始写小说，已经戒了烟。
她问我：“后来，那个叫姗姗的女孩怎么样了？”
我伸手把她手里的烟拿过来掐灭，说：“姗姗死了，做法那天，从钟楼上跳下来的就是她。”
戴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工厂后来怎么样？”
我收起笔记本，没有告诉戴戴，鬼曲的事情结束后一个月，恒和厂又有工人自杀。
后来，我曾登上过那座钟楼，才发现那地方非常高，不但能看见整个杨树浦，连苏州河都能看得见。站在那里，能听见整个城市都在轰鸣，跟那鬼曲一样。
这件案子发生时，金木刚刚26岁。他说自己琢磨了几年，没明白凶手到底该算在谁头上。这种感觉我也有过，25岁那年，我查过一件学生自杀的案子，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不是他杀，但那学生的家人死活不接受警方的结论，他们认为，自杀也是有凶手的。
女工连环自杀这件事，我首先想到的是自杀研究里说的“维特效应”，认为自杀是可以传染的。比如，今年某地连发多人集体在地铁内服农药自杀；再比如一件有点诡异的事情：2001年9月，浙江永嘉县有个青年妇女因吵架服毒自杀，她14岁的侄女和一名同学参加了送葬，在出殡当晚，两个女孩喝老鼠药自杀。
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是有凶手的。几乎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站在高处会感到眩晕，会萌生纵身一跳的冲动，这种冲动叫作“坠落欲望”。
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自杀行为的人里，60无精神障碍，均是冲动型自杀；37自杀未遂者自杀前考虑时间不超过5分钟；60考虑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这5分钟到两小时，就是杀人“鬼曲”存在的空间——一首多人联袂演奏的交响乐。
贾樟柯的《天注定》，讲的就是这5分钟到两小时的冲动，有人选择纵身一跳，有人选择抡起猎枪。
到底会怎样，人人心里有答案。
第17案 卷烟厂名人广告 东直门一命双响
上个月分享过一张民国初年哈德门香烟的广告图，上面印着一个抽烟的姑娘，很有意思。今天又见有人提起，说文案好玩：还是他好，哈德门。
我说，这款广告的完整版，是两个姑娘，文案是：吸来吸去，还是他好。
有个姑娘说：哎呀，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我拿出阿成给《大时报》的一堆投稿，说自己是《大时报》的记者，想当面采访他，问问鬼曲的事情。阿成突然咧嘴朝我笑了笑，说：“都是我写的。我们见过面的，那鬼曲也是我放的。”说完，指了指广播室角落的留声机。
唐刚“啊”了一声，张大嘴没说出话。
阿成打开抽屉，拿出个笔记本，从本子里抽出一张照片，给我和唐刚看了看，说：“唐老板，我叫周宗成，是周清迪的儿子。”
照片上是一家人的合影，一对穿西式套装的中年男女，中间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和一个戴眼镜的男孩，男孩应该就是阿成。
唐刚不太明白阿成的意思，抹了抹额头的汗，又看了看我。
阿成把照片塞进衬衣口袋，对唐刚说：“唐老板可能早就不记得了，我就讲讲。”他在椅子上坐下，看了我一眼，“赵记者正好听一听，也好写一写。”
唐刚盯着阿成看了一会儿，一拍脑门：“想起来了，你是周家的小儿子。你怎么做起工人来，周老板呢？”
“他也早就不是老板了，两年前他就上吊死了。”
两年前，唐刚和日本人合资，在杨树浦开办恒和棉纱厂后，周边城乡的棉纱作坊纷纷破产倒闭[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解体和转向近代经济的过程，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中国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逐渐没落和解体。一些本来能够自给自足和盈利的家庭式手工作坊，在外资机器工厂的冲击下，倒闭或被吞并，使得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劳动力流向工业化的生产车间。—— 参考《民国经济史》]。周家祖上原是四川山里人，清末移民上海，学着做起了棉纱作坊，一路顺风顺水，日子过得不错，姐弟俩都念了新学。恒和厂起来后，唐刚想收购周家作坊，周清迪不愿意，唐刚就设法招走了周家作坊的工人。
“没了工人，家里的作坊很快垮掉了，父亲一时气不过，半夜上了吊，母亲也发疯不知道去了哪儿。”阿成一字一句地说，非常冷静。
唐刚紧皱着眉头，使劲擦汗，他没想到，自己的“实业救国”毁了另一个家庭。
我问阿成：“你父亲的死就算是恒和厂造成的，你应该找唐老板，不该装神弄鬼害死这么多人。”
阿成扶了扶眼镜，呵呵笑了两声：“我可没杀人，这些女孩听听音乐就自杀，还是得问唐老板。”他走出广播室，指了指下面的一排排车间，说：“这些人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站在那儿，活得跟陀螺一样，换我我也想死。我就是做个实验，没想到真的有效。”
我问他怎么给工人听鬼曲，他走回广播室，接上几根线，打开留声机，三个大喇叭响起刺耳的轰鸣声，响了一会儿，开始播放交响乐。
“我只是把鬼曲插在平时放的广播音乐里，每次播上一小段。”
半年来，他每天播放鬼曲的一个小片段，这些旋律早就印在了工人的脑子里。当他制造了听见鬼曲杀人的传言后，就专找偏僻处播放鬼曲[大脑长期接触的信息片段（听觉、视觉），会潜移默化地形成“内隐记忆”（ilicit ory），在特定场景或刺激下，这种记忆会被无意识地唤起，对当前任务自动产生影响。最早提出此概念的是笛卡尔。]。这样的杀人试验，简直就是赌博。
唐刚说：“你觉得我害了你家，怎么不直接找我？杀这么多人算什么？”
阿成又呵呵笑：“我说过了，我没杀人。就算是杀人，也是我们一起杀的，还有你们这些报社。”他边说边指了指我，“所以，我要让人人都知道，工厂是杀人的地方，报应很快就会到来。”
我见他的神志已经有些恍惚，悄悄对唐刚说，下去叫巡警。
唐刚走出广播室，正要下楼，阿成一把搂住他，往顶楼边缘的栏杆推。唐刚尖叫一声，紧紧拽住栏杆，把身子往下坠，阿成撞在栏杆上，想拖着唐刚往外翻。两人撕扯着，僵持在那里。
我让阿成冷静，他哈哈大笑，对着唐刚的耳朵说了句什么。头顶上播放交响乐的喇叭声音巨大，我没听见他在说什么。
我看了看不远处的钟楼，马上就到中午12点，散工的钟声就要响了，下面的车间整整齐齐，整个恒和厂里没有一个人走动。
唐刚大叫着挣扎，脚却渐渐离了地面，要被阿成从栏杆上掀过去。我慢慢走到他俩跟前，一只手拽住唐刚的胳膊，猛地伸手打掉了阿成脸上的眼镜，他惊叫一声，抓唐刚的手一松。我往后一撤，把唐刚拽了过来。阿成在空中胡乱抓了几下，摸不清方向，从栏杆上翻了下去。
我和唐刚坐在地上，呆了半晌。我问他，阿成刚才对他说了什么。
“他说，就算鬼曲没有了，阴魂一样不会散去。”
案子讲到这里，我停住了，走到院子里抽烟。
戴戴问：“还是没明白，这凶手到底怎么杀人的？”
我给她和小宝解释了什么是心理学上的催眠暗示，阿成很可能是想利用鬼曲杀人的强烈暗示来让工人进入催眠状态。
小宝说：“所以，他给报纸投稿也是想让传说越闹越真？”
我点点头，说：“其实这也是我在琢磨的问题。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案子没有杀人凶手；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多人都是凶手。说不定，阿成说的报应真的会来。”
戴戴拿起我的烟，也抽起来——本来，她自从开始写小说，已经戒了烟。
她问我：“后来，那个叫姗姗的女孩怎么样了？”
我伸手把她手里的烟拿过来掐灭，说：“姗姗死了，做法那天，从钟楼上跳下来的就是她。”
戴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工厂后来怎么样？”
我收起笔记本，没有告诉戴戴，鬼曲的事情结束后一个月，恒和厂又有工人自杀。
后来，我曾登上过那座钟楼，才发现那地方非常高，不但能看见整个杨树浦，连苏州河都能看得见。站在那里，能听见整个城市都在轰鸣，跟那鬼曲一样。
这件案子发生时，金木刚刚26岁。他说自己琢磨了几年，没明白凶手到底该算在谁头上。这种感觉我也有过，25岁那年，我查过一件学生自杀的案子，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不是他杀，但那学生的家人死活不接受警方的结论，他们认为，自杀也是有凶手的。
女工连环自杀这件事，我首先想到的是自杀研究里说的“维特效应”，认为自杀是可以传染的。比如，今年某地连发多人集体在地铁内服农药自杀；再比如一件有点诡异的事情：2001年9月，浙江永嘉县有个青年妇女因吵架服毒自杀，她14岁的侄女和一名同学参加了送葬，在出殡当晚，两个女孩喝老鼠药自杀。
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是有凶手的。几乎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站在高处会感到眩晕，会萌生纵身一跳的冲动，这种冲动叫作“坠落欲望”。
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自杀行为的人里，60无精神障碍，均是冲动型自杀；37自杀未遂者自杀前考虑时间不超过5分钟；60考虑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这5分钟到两小时，就是杀人“鬼曲”存在的空间——一首多人联袂演奏的交响乐。
贾樟柯的《天注定》，讲的就是这5分钟到两小时的冲动，有人选择纵身一跳，有人选择抡起猎枪。
到底会怎样，人人心里有答案。
第17案 卷烟厂名人广告 东直门一命双响
上个月分享过一张民国初年哈德门香烟的广告图，上面印着一个抽烟的姑娘，很有意思。今天又见有人提起，说文案好玩：还是他好，哈德门。
我说，这款广告的完整版，是两个姑娘，文案是：吸来吸去，还是他好。
有个姑娘说：哎呀，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