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里放着个硬壳笔记本和一摞《民国日报》，我拿起报纸和本子，里头掉出几发手枪子弹。我打开笔记本翻看，里头密密麻麻写的全是朝鲜文，除了日期，什么也看不懂。
郑岫云是个朝鲜人？我把东西带给老钟，让他找懂朝鲜文的人看看笔记本。
更准确地说，郑岫云是个韩国人，而且是个危险的韩国人——义烈团的成员。那本笔记，是她记录的工作汇报。
老钟说这事恐怕很严重，建议我不要插手，“自从上海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19年3月，玄楯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设立临时事务所，组筹临时政府，4月正式成立，并将1919年定为大韩民国元年。]，韩国人越来越多，日本黑帮和浪人到处抓闹独立的韩国人。”
郑岫云抢金条买军火，恐怕是要闹事。前天在董家渡遇上的日本人，应该是要提前下手。
翻了翻郑岫云的笔记，里面也提到了3月28日，是一星期后。我跟老钟说，还是找人细查一下，要真在上海闹事，恐怕会伤及无辜。老钟犹豫了一会儿，点头说是。
晚上，他安排人去虹口打听，3月28日外滩可能有什么事。结果比想象的严重——3月28日下午3点10分，一艘由菲律宾开往上海的“亚历山大号”客船，将在外滩停靠。一名日本大将要在外滩登陆，日本人很可能举办欢迎仪式。
义烈团要是搞暗杀，外滩不知道得死多少人。
3月28日下午3点，外滩新关码头上挤满了迎接亚历山大号的人，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挤成一团。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亚历山大号客轮缓缓靠岸，日本领事馆的人早在岸上列队等候，几个穿和服的女人，手捧着鲜花，打起条幅，上面用日文写着：欢迎田中义一[田中义一（1864－1929），日本大正、昭和期间的政治家及军人，第26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将。
我和小宝、小山带了十几个青帮弟兄，分散在码头各处，寻找郑岫云。我站在招商局大楼台阶上，观察涌动的人群。根本不见郑岫云的影子，只有等她行动，或者最好不要出现。
小宝从人群中挤过来，出了一头汗。他指着日本领事馆人群外的一个平头男人：“那人有问题。”这人穿着黑色大衣，敞着怀，两手插在衣袋里。“我盯了一会儿，他不往前走，也不往回走，但也不跟人说话，不像那些嚷嚷的日本人。”
我说你上去打个招呼，看他说不说中国话。
“不用，你看他那眼睛小的，八成是高丽人（韩国人，当时民间习惯用旧称）。”说完，小宝挤进人群，往那平头挤过去。
一行人簇拥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走下船，这老头儿穿着燕尾服，拄着手杖，站在舷梯上张望。船下日本人一片欢呼，这老头儿就是田中义一。他挥了几下手，下船往领事馆的汽车走去。汽车那边传来一阵枪响，一个穿黄色大衣的男人朝田中连开五枪。
那黑风衣平头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把冲锋枪，朝天上扫射。码头上一片骚乱，小宝被四散的人群挡在外面。
田中没中枪，被保镖摁进车里。黑风衣边开枪边冲向汽车，被侧面冲出的保镖击中肩膀，摁在地上。黄风衣换了把枪，又是一通乱射，人群里尖叫不断。我有点慌，一边用中文和日文大喊“趴下”，一边掏出枪瞄准黄风衣。一个站在原地尖叫的白人女子被流弹打中，倒在我旁边，血从脖子的伤口里涌出，喷在我脚上（根据史料记载，被击中的女子是美国人施耐特夫人）。
黄风衣见田中已坐进汽车，对着车扫射一阵，扔掉冲锋枪，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保险环，还没扔出，就被乱枪击倒，手榴弹掉在地上，滚进一旁逃跑的人群里。这群人全是船上下来的乘客。手榴弹哧哧冒出白烟，一个穿和服的小姑娘呆呆地站在旁边，盯着手榴弹看。我一咬牙，猛扑过去，抓起手榴弹，用尽全身力气丢进了江里。手榴弹刚刚碰着江面，就轰的一声炸开，掀起一股水柱，旁边一艘废弃的小舢板被炸得粉碎。
田中的汽车沿着江边大道逃跑，路旁一个电话房玻璃突然碎裂，伸出一把手枪。汽车猛地转向，子弹打在田中肩膀上。电话房门打开，一个黑色的影子闪出，追着汽车打完了枪里的子弹，丢开空枪，跑进四散的人群。这人身形挺拔，穿着黑色的长裙，头上戴着一顶圆边软帽，帽子底下是卷曲的长发。
码头上警笛响起，法租界的巡捕冲进来。我装起枪，钻进人群，跟上了郑岫云。各个关口都设了卡，所有人一一问话放行，巡捕抓了四五个韩国人。郑岫云北京话上海话都能说，走得顺利。一路跟到了豫园南边的城隍庙，我在一条偏僻的巷弄里截住了她。
郑岫云摘下了帽子，额头散乱着几根头发，鼻尖上冒着汗珠。看见我，她先是一惊，马上抿嘴一笑：“金爷？真巧呢。”
我点上一根烟，说：“你的同志肯定要判死刑，你就这么走了？”
她愣了一下，又一笑，反倒放松下来：“你都知道了？”说完，伸手跟我要烟。
我递给她一根，划了根火柴。她把烟噙在嘴里，低头凑近火柴，却不看火，一直盯着我。她点着烟，挺直了脖子使劲吸几口，还是盯着我看：“这回放我走，以后见面，好好感谢金爷——还陪您跳舞。”
我笑了一声，说：“日本人肯定饶不了你们，要不，跟我去老钟那儿避避？”
她丢下烟，突然爆发了：“我们国家都给日本人偷了，我还怕什么？看看上海有多少日本人？你们也不远了！”
我一时呆住，不知道怎么接话。半晌，我说：“也许你有道理，但炸弹不长眼，随便杀人也算正义吗？”
郑岫云沉默了。
我又递烟给她，她却突然掀起长裙，露出两条长腿。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从大腿上绑的皮带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我急忙侧身躲开，子弹打在墙上，砖屑一片乱飞。我转进墙角躲了一会儿，直到巷子里没了动静。我掏出怀表，往巷子里照了照，表壳上映出一个黑色的影子，一闪就消失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郑岫云。
4月4日，韩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晨报》发了声明，说自己和外滩暗杀事件无关：
“驻沪高丽临时政府，因上海新关码头所发生韩人暗杀田中大将未遂，误毙美妇案。各国舆情，对于韩人行动颇有怨言，特发出声明书一通，宣言该案与高丽无关……本埠高丽人民，非但认该事件为不幸，且以为系属暴行。”
老钟的人查清了郑岫云的真实身份。这女人真名叫郑仁美，父亲本是朝鲜官员，后随袁世凯去了北京。朝鲜被吞并之后，父亲回国，死在了朝鲜。郑仁美流落到上海，加入了义烈团，凭着自己的身份，被推举为行动的组长。为了买军火暗杀田中义一，她抢了福源钱庄。事后知道金条是朱葆三的，郑仁美担心被盯上，就找了个东北小偷去码头栽赃。
青帮的兄弟查到，郑仁美已经换了个身份，坐火车去了东北。老钟却说，不想再追她了。“仔细想想，倒有点可惜他们没打死田中那老头儿[上海袭击事件发生五年后，也就是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对于此奏折的真伪，学界一直有争议，尚无定论。]。”
我沉默了一会儿，给老钟点着烟斗，说：“或许你是对的，谁知道呢？”
在太爷爷金木的笔记里，这件事算得上惊天动地——说他不小心改变了历史，也不过分。但这就是历史，亲历者不可能以因果眼光去看待事件中的自己。你不能随便说他是英雄，或者罪人。
这世上有种族，有国家，有边界，有派别，有信仰，有主张，但一切的前提是，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其他。
为了某种“道义”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确实勇敢，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狭隘。人一狭隘，就容易愤怒。一群人都狭隘，就容易闹出恐怖的事儿来。
现在，你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讲了这个故事会想起9·11的事儿——因为害怕。
金木在后来的笔记中，提到过那个叫袁阿生的贼。他后来被人知道中了彩票，不少亲戚朋友上门来打秋风。他爱面子，来者不拒，不管真穷假穷，都帮上点。后来剩下1000块，碰见邻居家小孩生病，大手一挥全掏出来，给孩子请了个西医。讽刺的是，那邻居还是个巡警。
他毫不在意，落得轻松自在，又跑去当蟊贼了。
比起各路大盗贼，这小蟊贼，更叫人喜欢。
第22案 猪市大街见杀机 金鱼胡同惨灭门
1923年5月，中国发生了临城火车大劫案，一群山东人绑架了外国人。就在这件举世闻名的劫案刚刚曝出的第四天，北京灯市口金鱼胡同，有户人家一夜间惨遭灭门，死了10个人。当时，《白日新闻》的记者都派去了山东，编辑部就托金木调查。没想到，这件案子竟让金木忙活了半年。
案件发生半年后，金木才在笔记中完整记录了调查结果。他写道——
“灯市口案发生后，我对凶手和死者一家，做了详尽的调查。这件灭门案的现场，是我十年来遇到过的最惨烈的，它发生的原因极其简单，又非常复杂。
“历时130天，我调查了30多个人。在凶手被审判之前的半个月，我每天去监狱和他们聊天，想更了解他们。
“除了事件报道，我还记了两本笔记，希望能够说出更多真相：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年轻人做出杀人的决定。”
郑岫云是个朝鲜人？我把东西带给老钟，让他找懂朝鲜文的人看看笔记本。
更准确地说，郑岫云是个韩国人，而且是个危险的韩国人——义烈团的成员。那本笔记，是她记录的工作汇报。
老钟说这事恐怕很严重，建议我不要插手，“自从上海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19年3月，玄楯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设立临时事务所，组筹临时政府，4月正式成立，并将1919年定为大韩民国元年。]，韩国人越来越多，日本黑帮和浪人到处抓闹独立的韩国人。”
郑岫云抢金条买军火，恐怕是要闹事。前天在董家渡遇上的日本人，应该是要提前下手。
翻了翻郑岫云的笔记，里面也提到了3月28日，是一星期后。我跟老钟说，还是找人细查一下，要真在上海闹事，恐怕会伤及无辜。老钟犹豫了一会儿，点头说是。
晚上，他安排人去虹口打听，3月28日外滩可能有什么事。结果比想象的严重——3月28日下午3点10分，一艘由菲律宾开往上海的“亚历山大号”客船，将在外滩停靠。一名日本大将要在外滩登陆，日本人很可能举办欢迎仪式。
义烈团要是搞暗杀，外滩不知道得死多少人。
3月28日下午3点，外滩新关码头上挤满了迎接亚历山大号的人，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挤成一团。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亚历山大号客轮缓缓靠岸，日本领事馆的人早在岸上列队等候，几个穿和服的女人，手捧着鲜花，打起条幅，上面用日文写着：欢迎田中义一[田中义一（1864－1929），日本大正、昭和期间的政治家及军人，第26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将。
我和小宝、小山带了十几个青帮弟兄，分散在码头各处，寻找郑岫云。我站在招商局大楼台阶上，观察涌动的人群。根本不见郑岫云的影子，只有等她行动，或者最好不要出现。
小宝从人群中挤过来，出了一头汗。他指着日本领事馆人群外的一个平头男人：“那人有问题。”这人穿着黑色大衣，敞着怀，两手插在衣袋里。“我盯了一会儿，他不往前走，也不往回走，但也不跟人说话，不像那些嚷嚷的日本人。”
我说你上去打个招呼，看他说不说中国话。
“不用，你看他那眼睛小的，八成是高丽人（韩国人，当时民间习惯用旧称）。”说完，小宝挤进人群，往那平头挤过去。
一行人簇拥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走下船，这老头儿穿着燕尾服，拄着手杖，站在舷梯上张望。船下日本人一片欢呼，这老头儿就是田中义一。他挥了几下手，下船往领事馆的汽车走去。汽车那边传来一阵枪响，一个穿黄色大衣的男人朝田中连开五枪。
那黑风衣平头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把冲锋枪，朝天上扫射。码头上一片骚乱，小宝被四散的人群挡在外面。
田中没中枪，被保镖摁进车里。黑风衣边开枪边冲向汽车，被侧面冲出的保镖击中肩膀，摁在地上。黄风衣换了把枪，又是一通乱射，人群里尖叫不断。我有点慌，一边用中文和日文大喊“趴下”，一边掏出枪瞄准黄风衣。一个站在原地尖叫的白人女子被流弹打中，倒在我旁边，血从脖子的伤口里涌出，喷在我脚上（根据史料记载，被击中的女子是美国人施耐特夫人）。
黄风衣见田中已坐进汽车，对着车扫射一阵，扔掉冲锋枪，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保险环，还没扔出，就被乱枪击倒，手榴弹掉在地上，滚进一旁逃跑的人群里。这群人全是船上下来的乘客。手榴弹哧哧冒出白烟，一个穿和服的小姑娘呆呆地站在旁边，盯着手榴弹看。我一咬牙，猛扑过去，抓起手榴弹，用尽全身力气丢进了江里。手榴弹刚刚碰着江面，就轰的一声炸开，掀起一股水柱，旁边一艘废弃的小舢板被炸得粉碎。
田中的汽车沿着江边大道逃跑，路旁一个电话房玻璃突然碎裂，伸出一把手枪。汽车猛地转向，子弹打在田中肩膀上。电话房门打开，一个黑色的影子闪出，追着汽车打完了枪里的子弹，丢开空枪，跑进四散的人群。这人身形挺拔，穿着黑色的长裙，头上戴着一顶圆边软帽，帽子底下是卷曲的长发。
码头上警笛响起，法租界的巡捕冲进来。我装起枪，钻进人群，跟上了郑岫云。各个关口都设了卡，所有人一一问话放行，巡捕抓了四五个韩国人。郑岫云北京话上海话都能说，走得顺利。一路跟到了豫园南边的城隍庙，我在一条偏僻的巷弄里截住了她。
郑岫云摘下了帽子，额头散乱着几根头发，鼻尖上冒着汗珠。看见我，她先是一惊，马上抿嘴一笑：“金爷？真巧呢。”
我点上一根烟，说：“你的同志肯定要判死刑，你就这么走了？”
她愣了一下，又一笑，反倒放松下来：“你都知道了？”说完，伸手跟我要烟。
我递给她一根，划了根火柴。她把烟噙在嘴里，低头凑近火柴，却不看火，一直盯着我。她点着烟，挺直了脖子使劲吸几口，还是盯着我看：“这回放我走，以后见面，好好感谢金爷——还陪您跳舞。”
我笑了一声，说：“日本人肯定饶不了你们，要不，跟我去老钟那儿避避？”
她丢下烟，突然爆发了：“我们国家都给日本人偷了，我还怕什么？看看上海有多少日本人？你们也不远了！”
我一时呆住，不知道怎么接话。半晌，我说：“也许你有道理，但炸弹不长眼，随便杀人也算正义吗？”
郑岫云沉默了。
我又递烟给她，她却突然掀起长裙，露出两条长腿。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从大腿上绑的皮带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我急忙侧身躲开，子弹打在墙上，砖屑一片乱飞。我转进墙角躲了一会儿，直到巷子里没了动静。我掏出怀表，往巷子里照了照，表壳上映出一个黑色的影子，一闪就消失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郑岫云。
4月4日，韩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晨报》发了声明，说自己和外滩暗杀事件无关：
“驻沪高丽临时政府，因上海新关码头所发生韩人暗杀田中大将未遂，误毙美妇案。各国舆情，对于韩人行动颇有怨言，特发出声明书一通，宣言该案与高丽无关……本埠高丽人民，非但认该事件为不幸，且以为系属暴行。”
老钟的人查清了郑岫云的真实身份。这女人真名叫郑仁美，父亲本是朝鲜官员，后随袁世凯去了北京。朝鲜被吞并之后，父亲回国，死在了朝鲜。郑仁美流落到上海，加入了义烈团，凭着自己的身份，被推举为行动的组长。为了买军火暗杀田中义一，她抢了福源钱庄。事后知道金条是朱葆三的，郑仁美担心被盯上，就找了个东北小偷去码头栽赃。
青帮的兄弟查到，郑仁美已经换了个身份，坐火车去了东北。老钟却说，不想再追她了。“仔细想想，倒有点可惜他们没打死田中那老头儿[上海袭击事件发生五年后，也就是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对于此奏折的真伪，学界一直有争议，尚无定论。]。”
我沉默了一会儿，给老钟点着烟斗，说：“或许你是对的，谁知道呢？”
在太爷爷金木的笔记里，这件事算得上惊天动地——说他不小心改变了历史，也不过分。但这就是历史，亲历者不可能以因果眼光去看待事件中的自己。你不能随便说他是英雄，或者罪人。
这世上有种族，有国家，有边界，有派别，有信仰，有主张，但一切的前提是，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其他。
为了某种“道义”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确实勇敢，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狭隘。人一狭隘，就容易愤怒。一群人都狭隘，就容易闹出恐怖的事儿来。
现在，你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讲了这个故事会想起9·11的事儿——因为害怕。
金木在后来的笔记中，提到过那个叫袁阿生的贼。他后来被人知道中了彩票，不少亲戚朋友上门来打秋风。他爱面子，来者不拒，不管真穷假穷，都帮上点。后来剩下1000块，碰见邻居家小孩生病，大手一挥全掏出来，给孩子请了个西医。讽刺的是，那邻居还是个巡警。
他毫不在意，落得轻松自在，又跑去当蟊贼了。
比起各路大盗贼，这小蟊贼，更叫人喜欢。
第22案 猪市大街见杀机 金鱼胡同惨灭门
1923年5月，中国发生了临城火车大劫案，一群山东人绑架了外国人。就在这件举世闻名的劫案刚刚曝出的第四天，北京灯市口金鱼胡同，有户人家一夜间惨遭灭门，死了10个人。当时，《白日新闻》的记者都派去了山东，编辑部就托金木调查。没想到，这件案子竟让金木忙活了半年。
案件发生半年后，金木才在笔记中完整记录了调查结果。他写道——
“灯市口案发生后，我对凶手和死者一家，做了详尽的调查。这件灭门案的现场，是我十年来遇到过的最惨烈的，它发生的原因极其简单，又非常复杂。
“历时130天，我调查了30多个人。在凶手被审判之前的半个月，我每天去监狱和他们聊天，想更了解他们。
“除了事件报道，我还记了两本笔记，希望能够说出更多真相：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年轻人做出杀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