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伸手摸刀，我就闭眼了。”瑶瑶忍不住“啊”了一声，捂嘴跑回自己屋，抵住门，钻到了床下。她没看见，除了尖刀，黑衣人还伸手摸出了一把锤子。黄小萌跟何沅，都是被锤子敲死的。
瑶瑶躲在床下的半小时，黄家死了十个人。惨叫声、打斗声、脑袋被砸的声音、刀子扎人的声音，她听得清清楚楚。瑶瑶吓昏了头，尖叫一声爬出床底，开门冲进院子，往大门跑。
“（我）一下撞在水缸上，摔倒了。就过来一个人，不是黑衣服的。我一看，是小和尚，一手拿着个冰镩子，一手拿着个杀猪刀，都往下滴血。”
瑶瑶躺在地上，听见院子那头黑衣人问，还有人？快弄死。“我听声音就知道，是杨小松，他说的北京话带河南口音。”
杨小松是黄家的车夫，送黄小萌上学。小和尚是冰局的伙计，给客人送冰。
瑶瑶说，那一瞬间，她竟然不害怕了，脑子里一团懵。“我有点儿不相信，他们看起来像中邪了。”
小和尚看着地上的瑶瑶，拿着冰镩子在她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没往下扎。瑶瑶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小和尚？”小和尚没吭声，哐当把冰镩子丢在了地上。
杨小松喊了一声，好了吗？小和尚弯下腰，把杀猪刀攮进瑶瑶的肩膀，松开手扭头跑了。瑶瑶听见他用河南话对杨小松说，好了，咱走吧。“他好像很害怕，声音在发抖。”
大英雄
案发前三个月，杨小松还不是黄家的车夫，小和尚也没在黄家冰局当伙计。黄老板做生意十几年，从来没雇过外地人，家里仆人、丫鬟和冰局掌柜、伙计，都是北京本地的，最远的也不出西郊海甸（今海淀区）。
杨小松当上黄家车夫，纯属意外。
3月底的一天，黄家去海甸祭祖，黄小萌得了风寒没去，和瑶瑶待在家。快到中午，两人懒得做饭，就打电话在广和居订了饭菜，等馆子派人送来。
订完吃的，瑶瑶出门抓药，黄小萌一人捂着棉被在床上发汗。瑶瑶去了半个钟头，外头有人敲门，订的饭菜到了。黄小萌披上件褂子出去开了门，送餐的伙计跟着黄小萌进了房，从食盒里掏出饭菜摆好，拎着食盒不走，站在房里四下瞅起来。
这伙计从前是个流氓，才去广和居当伙计没几天，见黄家没其他人，一时就昏了头，丢下食盒就去搂黄小萌，手往衣服里伸。黄小萌当惯了小姐，哪儿见过这阵势？登时懵了，人被推在床头，才想起喊瑶瑶。
当时，瑶瑶刚抓完药，正坐胶皮车往回走。
黄小萌又哭又叫，流氓也怵了，就转身去关门。黄小萌拿起床头的书就砸过去，流氓当头挨了一下，门没关上，黄小萌尖叫着撞出来，跑进院里。流氓追出来，却“砰”地被一块砖拍在脸上。
黄小萌停下一看，不知哪钻出个半大孩子，剃着平头，一张圆脸黑黝黝的，手里拎着块砖头。流氓爬起来要还手，那孩子抡起砖头甩了过去。流氓躲开，跑出了院子。
这孩子就是杨小松，他今年17岁，已经算不上“孩子”，只是长得矮了点。杨小松盯了黄小萌一会儿，捡起掉在房间门口的书，翻了几下，还给黄小萌，问：“这里头是说啥的？”
黄小萌没吭声，拉紧睡衣，问他怎么进来的。杨小松说，门没关，听见喊声就进来了。
事情发生三天后，广和居那流氓被巡警抓到，进了号子。杨小松成了黄家包月车夫。黄老板说，年轻人敢挺身而出，是个英雄，就买了辆车给他拉。
拉车第一天，黄小萌告诉杨小松，那本书叫《侠隐记》[《侠隐记》即法国作家大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出版于1844年。小说的背景设在17世纪，记录了年轻人达达尼昂离家前往巴黎，加入火枪队的故事。达达尼昂提出了座右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火枪手们都遵循这个原则。1907年，中国人伍光建翻译为《侠隐记》。]，是写外国英雄的，还夸他就像书里的“火枪手”。
瑶瑶心里却清楚，老爷雇杨小松做车夫，是要面子，怕他把女儿的事到处讲。至于黄小萌，那是“念书念迷糊了”，“小姐成天看些小说，说什么火枪手、茶花女，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女学生
黄小萌在燕京大学女校念文科。这所女校前身是所教会学校，除了文理专业，还有很多西式课程和学生活动。黄小萌是个文艺女青年，读小说、听音乐、演话剧样样都喜欢，甚至连学校剧社每周排演京剧，也都去看一看。
送黄小萌上学没多久，杨小松学会了很多新鲜词儿：新文化、新青年、德先生、赛先生、理想、浪漫。除了这些不太懂的，还有一些洋人词：拜伦、罗素、泰戈尔，啤酒、咖啡、朱古力, 还有布尔乔亚。
每天中午和傍晚，杨小松都去接黄小萌，在对面洋楼底下等着，累了就坐石头上看着学校发呆，琢磨那些词儿。有时，杨小松会问，罗曼蒂克是什么东西？黄小萌就笑，说罗曼蒂克就是浪漫，浪漫就是罗曼蒂克。杨小松一下就懵了。他只知道，梁山好汉里头，行者就是武松，武松就是行者。杨小松从小听书听戏，梁山故事倒背如流，讲得起兴，还能唱上几句《快活林》。
每回黄小萌笑他，他就讲水浒，黄小萌就安静地听。她说，这些好汉，就像《侠隐记》里的骑士剑客。
瑶瑶说，小姐着了迷一样，“以前她给我讲过那些故事，我都不爱听——这下好了，她说，杨小松懂，因为他讲义气。”
杨小松确实讲义气。拉了半个月车，他问黄小萌，能不能介绍个人做伙计。
“这人是他老乡，从小一块长大，在宣武门掏粪，脾气好，总受欺负。老板本来不同意——不说了吗？他不喜欢外地人——但小姐开口说，他还是答应了。”
小和尚比杨小松小一岁，圆头圆脑，剃了个光头，手脚挺勤快，就是不爱说话。他悄悄问杨小松，你不是要做神偷吗，咋成了车夫，还攀上这么个大户人家？
杨小松“啪”地扇了他一巴掌，说你瞎胡扯个啥？我那是说着玩——我、你、财哥，咱们也能当城里人。
小和尚给他打糊涂了，不让人说是贼，他理解，但“能当城里人”这话，他听不明白。
小蟊贼
原本，杨小松确实是打算做个神偷的。黄小萌出事的时候，他并不是正好路过，而是正蹲在黄家后墙根踩点儿。当时，他已经悄悄观察了黄家大院四五天，就等着摸清这家人出门的规律，找机会吃恰子[清末民初，专门“趁主人锁户外出，裂锁而入者”的盗窃行为，称为“吃恰子”，所谓“恰子”，即江湖黑话中的锁具。]。哪里想到，阴差阳错救了黄小萌。贼没当成，反倒变成了英雄。
在此之前，杨小松已经成功地偷了八家大户，踩点儿吃恰子这招，是跟财哥学的。财哥也是个河南人，在北京混了十几年，曾是上过通缉令的飞贼。杨小松和小和尚刚到北京时，认识了他。
去年（1922年）夏天，河南遭了水灾[河南自古以来就经常遭遇水旱灾害，1922年春天，杨小松老家商丘一带遇到大旱，造成严重饥荒。《大公报》报道：“归德、陈州等处，确有饿毙之人，烹食之事。”]，不少人往北逃荒。杨小松和小和尚在归德车站（今河南商丘）扒火车到了北京。杨小松说，要到北京城里找父亲，找着父亲，就能当城里人。
杨小松的父亲，是光绪十年（1884年）跑到北京的。那年，一支军阀队伍占了河南，出了个政策，家里的地一夜之间就给充了公。村里人都说，种地活不下去，往城里跑就有活路。父亲跟着老乡跑到开封，又一路往北到了北京，在东郊的窦家庄（今北京豆各庄）落了脚。那一带的窝棚里，住的都是河南老乡。
在北京挑了十年粪，杨小松的父亲娶了个捡破烂的老乡，生下了他，但却没钱养活，一断奶就托人送回了老家。
来北京的火车上，杨小松对小和尚说，自己应该是北京人，人生在哪里，就算哪里人。
两人在通县下了火车，来到窦家庄，却没人认识父亲。老乡说，“河南村”里捡破烂的最多，满北京城跑着干活，“每年都会跑丢几个，上哪儿找去？”
幸亏遇到财哥，俩人才有了活路。财哥问他们：“没出息，就送你去挑粪；有出息，就跟我干。”
杨小松有出息，跟着财哥走了。他早就听说，挑水挑粪属于贱业——“我跟他（小和尚）不一样，我爸在北京都30年了。”
财哥带了一群河南小孩，都会偷，各有本事。有人最会上房揭瓦“开天窗”；有人能挖墙开洞；有人专在人多的地方当扒手；还有人专门偷鸡摸狗。
财哥自己是“翻高头”（翻墙贼）出身的。他有个独门绝技，可以空手扒着砖头缝上墙。据说，遇上缝小的墙头，就在砖缝里嵌几个铜钱——踩着铜钱就上墙了。
杨小松想见识见识，财哥指着鼻子骂他：“妈嘞个x，你是说我诓你了？——再说，你看了能咋？就你那鳖孙样儿也学不会。”
杨小松也不生气，咧嘴一笑，说财哥说得对。后来，他说：“都是老乡，他跟我爸一辈人，哪能还嘴？”
杨小松也清楚，他也不是真想学“翻高头”：“我是要有出息，但不是像他，先偷东西弄点钱，才能做打算。”
财哥是个酒晕子，睡觉都揣着个酒瓶儿，翻身打滚时也抿上几口。跟他混的小弟，每月得上供，要么送钱，要么送酒。
杨小松胆大心细，手脚利索，不到半个月就单独干了一票。最叫财哥相中的是，他爱学北京人说话，说得有模有样。
瑶瑶躲在床下的半小时，黄家死了十个人。惨叫声、打斗声、脑袋被砸的声音、刀子扎人的声音，她听得清清楚楚。瑶瑶吓昏了头，尖叫一声爬出床底，开门冲进院子，往大门跑。
“（我）一下撞在水缸上，摔倒了。就过来一个人，不是黑衣服的。我一看，是小和尚，一手拿着个冰镩子，一手拿着个杀猪刀，都往下滴血。”
瑶瑶躺在地上，听见院子那头黑衣人问，还有人？快弄死。“我听声音就知道，是杨小松，他说的北京话带河南口音。”
杨小松是黄家的车夫，送黄小萌上学。小和尚是冰局的伙计，给客人送冰。
瑶瑶说，那一瞬间，她竟然不害怕了，脑子里一团懵。“我有点儿不相信，他们看起来像中邪了。”
小和尚看着地上的瑶瑶，拿着冰镩子在她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没往下扎。瑶瑶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小和尚？”小和尚没吭声，哐当把冰镩子丢在了地上。
杨小松喊了一声，好了吗？小和尚弯下腰，把杀猪刀攮进瑶瑶的肩膀，松开手扭头跑了。瑶瑶听见他用河南话对杨小松说，好了，咱走吧。“他好像很害怕，声音在发抖。”
大英雄
案发前三个月，杨小松还不是黄家的车夫，小和尚也没在黄家冰局当伙计。黄老板做生意十几年，从来没雇过外地人，家里仆人、丫鬟和冰局掌柜、伙计，都是北京本地的，最远的也不出西郊海甸（今海淀区）。
杨小松当上黄家车夫，纯属意外。
3月底的一天，黄家去海甸祭祖，黄小萌得了风寒没去，和瑶瑶待在家。快到中午，两人懒得做饭，就打电话在广和居订了饭菜，等馆子派人送来。
订完吃的，瑶瑶出门抓药，黄小萌一人捂着棉被在床上发汗。瑶瑶去了半个钟头，外头有人敲门，订的饭菜到了。黄小萌披上件褂子出去开了门，送餐的伙计跟着黄小萌进了房，从食盒里掏出饭菜摆好，拎着食盒不走，站在房里四下瞅起来。
这伙计从前是个流氓，才去广和居当伙计没几天，见黄家没其他人，一时就昏了头，丢下食盒就去搂黄小萌，手往衣服里伸。黄小萌当惯了小姐，哪儿见过这阵势？登时懵了，人被推在床头，才想起喊瑶瑶。
当时，瑶瑶刚抓完药，正坐胶皮车往回走。
黄小萌又哭又叫，流氓也怵了，就转身去关门。黄小萌拿起床头的书就砸过去，流氓当头挨了一下，门没关上，黄小萌尖叫着撞出来，跑进院里。流氓追出来，却“砰”地被一块砖拍在脸上。
黄小萌停下一看，不知哪钻出个半大孩子，剃着平头，一张圆脸黑黝黝的，手里拎着块砖头。流氓爬起来要还手，那孩子抡起砖头甩了过去。流氓躲开，跑出了院子。
这孩子就是杨小松，他今年17岁，已经算不上“孩子”，只是长得矮了点。杨小松盯了黄小萌一会儿，捡起掉在房间门口的书，翻了几下，还给黄小萌，问：“这里头是说啥的？”
黄小萌没吭声，拉紧睡衣，问他怎么进来的。杨小松说，门没关，听见喊声就进来了。
事情发生三天后，广和居那流氓被巡警抓到，进了号子。杨小松成了黄家包月车夫。黄老板说，年轻人敢挺身而出，是个英雄，就买了辆车给他拉。
拉车第一天，黄小萌告诉杨小松，那本书叫《侠隐记》[《侠隐记》即法国作家大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出版于1844年。小说的背景设在17世纪，记录了年轻人达达尼昂离家前往巴黎，加入火枪队的故事。达达尼昂提出了座右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火枪手们都遵循这个原则。1907年，中国人伍光建翻译为《侠隐记》。]，是写外国英雄的，还夸他就像书里的“火枪手”。
瑶瑶心里却清楚，老爷雇杨小松做车夫，是要面子，怕他把女儿的事到处讲。至于黄小萌，那是“念书念迷糊了”，“小姐成天看些小说，说什么火枪手、茶花女，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女学生
黄小萌在燕京大学女校念文科。这所女校前身是所教会学校，除了文理专业，还有很多西式课程和学生活动。黄小萌是个文艺女青年，读小说、听音乐、演话剧样样都喜欢，甚至连学校剧社每周排演京剧，也都去看一看。
送黄小萌上学没多久，杨小松学会了很多新鲜词儿：新文化、新青年、德先生、赛先生、理想、浪漫。除了这些不太懂的，还有一些洋人词：拜伦、罗素、泰戈尔，啤酒、咖啡、朱古力, 还有布尔乔亚。
每天中午和傍晚，杨小松都去接黄小萌，在对面洋楼底下等着，累了就坐石头上看着学校发呆，琢磨那些词儿。有时，杨小松会问，罗曼蒂克是什么东西？黄小萌就笑，说罗曼蒂克就是浪漫，浪漫就是罗曼蒂克。杨小松一下就懵了。他只知道，梁山好汉里头，行者就是武松，武松就是行者。杨小松从小听书听戏，梁山故事倒背如流，讲得起兴，还能唱上几句《快活林》。
每回黄小萌笑他，他就讲水浒，黄小萌就安静地听。她说，这些好汉，就像《侠隐记》里的骑士剑客。
瑶瑶说，小姐着了迷一样，“以前她给我讲过那些故事，我都不爱听——这下好了，她说，杨小松懂，因为他讲义气。”
杨小松确实讲义气。拉了半个月车，他问黄小萌，能不能介绍个人做伙计。
“这人是他老乡，从小一块长大，在宣武门掏粪，脾气好，总受欺负。老板本来不同意——不说了吗？他不喜欢外地人——但小姐开口说，他还是答应了。”
小和尚比杨小松小一岁，圆头圆脑，剃了个光头，手脚挺勤快，就是不爱说话。他悄悄问杨小松，你不是要做神偷吗，咋成了车夫，还攀上这么个大户人家？
杨小松“啪”地扇了他一巴掌，说你瞎胡扯个啥？我那是说着玩——我、你、财哥，咱们也能当城里人。
小和尚给他打糊涂了，不让人说是贼，他理解，但“能当城里人”这话，他听不明白。
小蟊贼
原本，杨小松确实是打算做个神偷的。黄小萌出事的时候，他并不是正好路过，而是正蹲在黄家后墙根踩点儿。当时，他已经悄悄观察了黄家大院四五天，就等着摸清这家人出门的规律，找机会吃恰子[清末民初，专门“趁主人锁户外出，裂锁而入者”的盗窃行为，称为“吃恰子”，所谓“恰子”，即江湖黑话中的锁具。]。哪里想到，阴差阳错救了黄小萌。贼没当成，反倒变成了英雄。
在此之前，杨小松已经成功地偷了八家大户，踩点儿吃恰子这招，是跟财哥学的。财哥也是个河南人，在北京混了十几年，曾是上过通缉令的飞贼。杨小松和小和尚刚到北京时，认识了他。
去年（1922年）夏天，河南遭了水灾[河南自古以来就经常遭遇水旱灾害，1922年春天，杨小松老家商丘一带遇到大旱，造成严重饥荒。《大公报》报道：“归德、陈州等处，确有饿毙之人，烹食之事。”]，不少人往北逃荒。杨小松和小和尚在归德车站（今河南商丘）扒火车到了北京。杨小松说，要到北京城里找父亲，找着父亲，就能当城里人。
杨小松的父亲，是光绪十年（1884年）跑到北京的。那年，一支军阀队伍占了河南，出了个政策，家里的地一夜之间就给充了公。村里人都说，种地活不下去，往城里跑就有活路。父亲跟着老乡跑到开封，又一路往北到了北京，在东郊的窦家庄（今北京豆各庄）落了脚。那一带的窝棚里，住的都是河南老乡。
在北京挑了十年粪，杨小松的父亲娶了个捡破烂的老乡，生下了他，但却没钱养活，一断奶就托人送回了老家。
来北京的火车上，杨小松对小和尚说，自己应该是北京人，人生在哪里，就算哪里人。
两人在通县下了火车，来到窦家庄，却没人认识父亲。老乡说，“河南村”里捡破烂的最多，满北京城跑着干活，“每年都会跑丢几个，上哪儿找去？”
幸亏遇到财哥，俩人才有了活路。财哥问他们：“没出息，就送你去挑粪；有出息，就跟我干。”
杨小松有出息，跟着财哥走了。他早就听说，挑水挑粪属于贱业——“我跟他（小和尚）不一样，我爸在北京都30年了。”
财哥带了一群河南小孩，都会偷，各有本事。有人最会上房揭瓦“开天窗”；有人能挖墙开洞；有人专在人多的地方当扒手；还有人专门偷鸡摸狗。
财哥自己是“翻高头”（翻墙贼）出身的。他有个独门绝技，可以空手扒着砖头缝上墙。据说，遇上缝小的墙头，就在砖缝里嵌几个铜钱——踩着铜钱就上墙了。
杨小松想见识见识，财哥指着鼻子骂他：“妈嘞个x，你是说我诓你了？——再说，你看了能咋？就你那鳖孙样儿也学不会。”
杨小松也不生气，咧嘴一笑，说财哥说得对。后来，他说：“都是老乡，他跟我爸一辈人，哪能还嘴？”
杨小松也清楚，他也不是真想学“翻高头”：“我是要有出息，但不是像他，先偷东西弄点钱，才能做打算。”
财哥是个酒晕子，睡觉都揣着个酒瓶儿，翻身打滚时也抿上几口。跟他混的小弟，每月得上供，要么送钱，要么送酒。
杨小松胆大心细，手脚利索，不到半个月就单独干了一票。最叫财哥相中的是，他爱学北京人说话，说得有模有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