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有人听，有人不听。
有人信，有人不信。
有人骂他，有人打他。
他不在乎。他只是念。
念了一遍，没人听，念第二遍。
第二遍没人听，念第三遍。
念到有人听为止。
他的儿子周小满，也是第一批。
他从事务院培训了三个月，背下了整本《宪法》。
不是死记硬背，是理解着背。
他知道每一条的意思，知道每一条的来历，知道每一条为什么这么写。
他爹问他，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他说，因为我在里面。
周小满被分到了青牛山，就是那个他爹被打了的地方。
他爹问他，怕不怕？
他说，怕。
但他爹又问，去不去？
他说，去。
他去了。
爬了三千六百级台阶，爬到山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道观的门已经关了，他敲了敲门。
没人应。
他再敲。
还是没人应。
他不再敲了，就坐在门口，等。
等了一夜。天亮的时候，门开了。
青云子探出头，看到门口坐着一个人。
不是周大山，是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左颧骨到右嘴角，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
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千川湖底的月光石。
“你是谁？”
青云子问。
“政策司，科员，周小满。”
年轻人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奉人族事务院令，前来宣讲《宪法》。”
青云子望着他，望了很久。
然后他侧了侧身，让开一条路。
“进来吧。”
周小满走进道观。
他站在院子里，面前站着二十几个修士。
他们穿着道袍，手持拂尘，目光冷冷地望着他。他不怕。
他打开那本册子，翻到第一页，念：“人人生而平等。”
没有人说话。
他就继续念。
念到第十条，有人站起来，走了。
念到第二十条，又有人站起来，走了。
念到第三十条，院子里只剩三个人——青云子，和他的两个弟子。
周小满没有停。他继续念。
念到最后一条，合上册子，望着青云子。
“青云子观主，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青云子沉默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头顶。
久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缩成了一团，久到他手里的灵珠被捻得发亮。
“没有。”
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很重，重得像一座山。
“你爹，还好吗？”
周小满愣了一下，然后笑着回答道；“好，他在柳沟村，当巡捕。”
青云子点了点头：“告诉他，青牛山的税，下个月就交。”
周小满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是谢青云子交税，是谢他愿意听。
听，就是开始。
开始了，就有希望。
宪法宣讲员的事，传遍了整个人界。
那些偏远地区、深山老林、连飞舟都不愿意去的地方有人去了。
他们背着竹篓，穿着草鞋，走泥泞的路，爬陡峭的山，过湍急的河。
他们有的人掉进了沟里，有的人被野兽追过，有的人被修士打过。
但他们没有停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多走一步。
那些等着《宪法》的人，就离希望近一步。
张海，是另一个宣讲员。
他不是周大山，他姓张，叫张海，金丹后期剑修。
他是剑鸣仙宗张歧亲侄儿，从辈分来算是张霸的弟弟。
在第四次魔灾中断了左臂，从战场上退下来后回了家。
张歧教他种地，他不种。
他娘让他娶媳妇，他不娶。
他说，他要去做一件大事。
张歧问他，什么大事？
他说，去宣讲《宪法》。
张歧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那就去吧。
然后他就去了，他去的那个地方叫鹰愁涧。
涧很深，两岸都是悬崖，崖壁上长满了藤蔓，藤蔓上挂着毒蛇。
涧底有一条河，河很宽，水很急，没有桥。
这里的村民要出来只能游，张海的回想起文钊讲课时说的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所以张海决定用当地人的方式进入鹰愁涧，但他只有一条手臂游不了。
他在涧边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站起来跳进了河里。
用仅剩的那条手臂划水，用腿蹬水，用嘴叼着那本册子。
水很急，把他冲了很远。
他喝了很多水，呛了很多次差点淹死。
从第一天上午挣扎到了第二天中午，他终于游过去了。
爬上岸的时候，他被冻得嘴唇发紫，那本册子也被水泡烂了。
他坐在岸边，把那本烂了的册子摊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地翻开。
字已经模糊了，看不清了。
但他记得，每一条，每一款，每一个字，他都记得。
他站起来，走进鹰愁涧唯一的一个村子。
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
他们住着茅草屋，穿着破衣裳，吃着野菜粥。
不知道什么《宪法》，不知道什么平等，不知道什么法治。
他们只知道，活着，很难。
张大山站在村口，手里捧着那本烂了的册子，念：“人人生而平等。”
他的声音沙哑，嘴唇还在抖，但他念得很稳，稳得像千川湖底那块最老的石头。
村里人围过来，看着他，像看一个怪物。
他们听不懂他在念什么，但他们听出了他声音里的东西。
那是——不甘,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了。
不甘心自己的儿子也这样。不甘心自己的孙子也这样。
一个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望着张大山道：“后生，你念的啥？”
“《宪法》。”
张大山蹲下身，与老人平视：“人人生而平等的法。”
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平等？能当饭吃吗？”
张大山摇了摇头道：“不能，但能让您有饭吃。”
老人望着他，望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接过那本烂了的册子。
册子湿漉漉的，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
他把册子贴在胸口，贴了很久。
“后生。”
他说：“你留下来，教我们认字。”
张大山望着他，望着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却忽然有了光的眼睛。
他忽然觉得鼻子很酸，然后点头：“好，我留下来。”
张海在鹰愁涧住了三年，三年里他教村里人认字，教他们算账，教他们《宪法》。
村里人叫他“张先生”，不是因为他学问大，是因为他愿意教。
他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教。
教“人”字，他说，人，就是两条腿站着。
你，我，他，都是人。
教“平”字，他说，平，就是一碗水端平。
不偏不倚，不左不右。
教“等”字，他说，等，就是一样。
你有的，我也有。
我没有的，你也不能有。
三年后，鹰愁涧有了第一所学堂。
不是砖瓦盖的，是茅草搭的。
学堂里坐着十几个孩子，大的十五六，小的七八岁。
他们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字，写“人”，写“平”，写“等”。
他们写得歪歪扭扭的，但很认真。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字，能让他们以后不用再饿肚子。
张大山站在学堂门口，望着那些孩子，忽然哭了。
不是委屈，是高兴。
他想起他的伯父张歧，想起他种地的样子。
伯父种了三年地，把三亩薄田种成了良田。
他教了三年书，把十几个孩子教成了识字的人。
种地，教书，都是种。
种庄稼，收粮食。
种知识，收希望。
他擦了擦眼泪，走进学堂。
孩子们抬起头，望着他。
“先生，今天教什么？”
“今天，教‘法’。”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字很大，很重，重得像一座山。
鹰愁涧的变化，传到了千川湖。
不是传讯玉简传的，是周大状传的。
他驾驭着那艘感觉随时都会坠落的巡逻飞艇，从柳沟村飞到泰岳山脉。
把飞艇放在门口，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进去。
文钊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看文件。
听到敲门声，抬起头道：“进来。”
周大壮推门进去，站在文钊面前。
他穿着一身巡捕服，腰间别着铁尺，胸前挂着铜牌。
他的脸晒得很黑，手糙得像树皮，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新长城上的金色光柱。
“院长。”
他敬了一个礼。
“柳沟村，武者巡捕，周大壮，前来汇报。”
文钊看了他一眼，微笑着道：“坐。”
周大壮没有坐。
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信是张还写的。
因为纸张的缘故，字写在上面感觉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都能看清。
“文院长，见字如面。鹰愁涧，三年，学堂一所，学生十八人。识字者，十八人。懂《宪法》者，十八人。能算账者，十八人。明年，打算再开一所。地方选好了，在涧东。材料不够，缺砖，缺瓦，缺桌椅。能批点吗？”
文钊把信看完，放下。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
窗外是千川湖的方向，太远了，看不见。
但他知道那里有一个人，一个从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的人。
“批。”
文钊说道：“要多少，给多少。”
“没有，就从事务院的经费里挤。”
“挤不出来，就从我的俸禄里扣。”
周大壮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是谢文钊批物资，是谢他愿意做。
做，就是开始。
开始了，就有希望。
有人信，有人不信。
有人骂他，有人打他。
他不在乎。他只是念。
念了一遍，没人听，念第二遍。
第二遍没人听，念第三遍。
念到有人听为止。
他的儿子周小满，也是第一批。
他从事务院培训了三个月，背下了整本《宪法》。
不是死记硬背，是理解着背。
他知道每一条的意思，知道每一条的来历，知道每一条为什么这么写。
他爹问他，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他说，因为我在里面。
周小满被分到了青牛山，就是那个他爹被打了的地方。
他爹问他，怕不怕？
他说，怕。
但他爹又问，去不去？
他说，去。
他去了。
爬了三千六百级台阶，爬到山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道观的门已经关了，他敲了敲门。
没人应。
他再敲。
还是没人应。
他不再敲了，就坐在门口，等。
等了一夜。天亮的时候，门开了。
青云子探出头，看到门口坐着一个人。
不是周大山，是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左颧骨到右嘴角，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
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千川湖底的月光石。
“你是谁？”
青云子问。
“政策司，科员，周小满。”
年轻人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奉人族事务院令，前来宣讲《宪法》。”
青云子望着他，望了很久。
然后他侧了侧身，让开一条路。
“进来吧。”
周小满走进道观。
他站在院子里，面前站着二十几个修士。
他们穿着道袍，手持拂尘，目光冷冷地望着他。他不怕。
他打开那本册子，翻到第一页，念：“人人生而平等。”
没有人说话。
他就继续念。
念到第十条，有人站起来，走了。
念到第二十条，又有人站起来，走了。
念到第三十条，院子里只剩三个人——青云子，和他的两个弟子。
周小满没有停。他继续念。
念到最后一条，合上册子，望着青云子。
“青云子观主，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青云子沉默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头顶。
久到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缩成了一团，久到他手里的灵珠被捻得发亮。
“没有。”
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很重，重得像一座山。
“你爹，还好吗？”
周小满愣了一下，然后笑着回答道；“好，他在柳沟村，当巡捕。”
青云子点了点头：“告诉他，青牛山的税，下个月就交。”
周小满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是谢青云子交税，是谢他愿意听。
听，就是开始。
开始了，就有希望。
宪法宣讲员的事，传遍了整个人界。
那些偏远地区、深山老林、连飞舟都不愿意去的地方有人去了。
他们背着竹篓，穿着草鞋，走泥泞的路，爬陡峭的山，过湍急的河。
他们有的人掉进了沟里，有的人被野兽追过，有的人被修士打过。
但他们没有停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多走一步。
那些等着《宪法》的人，就离希望近一步。
张海，是另一个宣讲员。
他不是周大山，他姓张，叫张海，金丹后期剑修。
他是剑鸣仙宗张歧亲侄儿，从辈分来算是张霸的弟弟。
在第四次魔灾中断了左臂，从战场上退下来后回了家。
张歧教他种地，他不种。
他娘让他娶媳妇，他不娶。
他说，他要去做一件大事。
张歧问他，什么大事？
他说，去宣讲《宪法》。
张歧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那就去吧。
然后他就去了，他去的那个地方叫鹰愁涧。
涧很深，两岸都是悬崖，崖壁上长满了藤蔓，藤蔓上挂着毒蛇。
涧底有一条河，河很宽，水很急，没有桥。
这里的村民要出来只能游，张海的回想起文钊讲课时说的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所以张海决定用当地人的方式进入鹰愁涧，但他只有一条手臂游不了。
他在涧边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站起来跳进了河里。
用仅剩的那条手臂划水，用腿蹬水，用嘴叼着那本册子。
水很急，把他冲了很远。
他喝了很多水，呛了很多次差点淹死。
从第一天上午挣扎到了第二天中午，他终于游过去了。
爬上岸的时候，他被冻得嘴唇发紫，那本册子也被水泡烂了。
他坐在岸边，把那本烂了的册子摊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地翻开。
字已经模糊了，看不清了。
但他记得，每一条，每一款，每一个字，他都记得。
他站起来，走进鹰愁涧唯一的一个村子。
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
他们住着茅草屋，穿着破衣裳，吃着野菜粥。
不知道什么《宪法》，不知道什么平等，不知道什么法治。
他们只知道，活着，很难。
张大山站在村口，手里捧着那本烂了的册子，念：“人人生而平等。”
他的声音沙哑，嘴唇还在抖，但他念得很稳，稳得像千川湖底那块最老的石头。
村里人围过来，看着他，像看一个怪物。
他们听不懂他在念什么，但他们听出了他声音里的东西。
那是——不甘,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了。
不甘心自己的儿子也这样。不甘心自己的孙子也这样。
一个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望着张大山道：“后生，你念的啥？”
“《宪法》。”
张大山蹲下身，与老人平视：“人人生而平等的法。”
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平等？能当饭吃吗？”
张大山摇了摇头道：“不能，但能让您有饭吃。”
老人望着他，望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接过那本烂了的册子。
册子湿漉漉的，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
他把册子贴在胸口，贴了很久。
“后生。”
他说：“你留下来，教我们认字。”
张大山望着他，望着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却忽然有了光的眼睛。
他忽然觉得鼻子很酸，然后点头：“好，我留下来。”
张海在鹰愁涧住了三年，三年里他教村里人认字，教他们算账，教他们《宪法》。
村里人叫他“张先生”，不是因为他学问大，是因为他愿意教。
他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教。
教“人”字，他说，人，就是两条腿站着。
你，我，他，都是人。
教“平”字，他说，平，就是一碗水端平。
不偏不倚，不左不右。
教“等”字，他说，等，就是一样。
你有的，我也有。
我没有的，你也不能有。
三年后，鹰愁涧有了第一所学堂。
不是砖瓦盖的，是茅草搭的。
学堂里坐着十几个孩子，大的十五六，小的七八岁。
他们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字，写“人”，写“平”，写“等”。
他们写得歪歪扭扭的，但很认真。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字，能让他们以后不用再饿肚子。
张大山站在学堂门口，望着那些孩子，忽然哭了。
不是委屈，是高兴。
他想起他的伯父张歧，想起他种地的样子。
伯父种了三年地，把三亩薄田种成了良田。
他教了三年书，把十几个孩子教成了识字的人。
种地，教书，都是种。
种庄稼，收粮食。
种知识，收希望。
他擦了擦眼泪，走进学堂。
孩子们抬起头，望着他。
“先生，今天教什么？”
“今天，教‘法’。”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字很大，很重，重得像一座山。
鹰愁涧的变化，传到了千川湖。
不是传讯玉简传的，是周大状传的。
他驾驭着那艘感觉随时都会坠落的巡逻飞艇，从柳沟村飞到泰岳山脉。
把飞艇放在门口，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进去。
文钊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看文件。
听到敲门声，抬起头道：“进来。”
周大壮推门进去，站在文钊面前。
他穿着一身巡捕服，腰间别着铁尺，胸前挂着铜牌。
他的脸晒得很黑，手糙得像树皮，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新长城上的金色光柱。
“院长。”
他敬了一个礼。
“柳沟村，武者巡捕，周大壮，前来汇报。”
文钊看了他一眼，微笑着道：“坐。”
周大壮没有坐。
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信是张还写的。
因为纸张的缘故，字写在上面感觉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都能看清。
“文院长，见字如面。鹰愁涧，三年，学堂一所，学生十八人。识字者，十八人。懂《宪法》者，十八人。能算账者，十八人。明年，打算再开一所。地方选好了，在涧东。材料不够，缺砖，缺瓦，缺桌椅。能批点吗？”
文钊把信看完，放下。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
窗外是千川湖的方向，太远了，看不见。
但他知道那里有一个人，一个从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的人。
“批。”
文钊说道：“要多少，给多少。”
“没有，就从事务院的经费里挤。”
“挤不出来，就从我的俸禄里扣。”
周大壮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是谢文钊批物资，是谢他愿意做。
做，就是开始。
开始了，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