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听了，微微有些纳闷，因为他依稀记得，历史上那部《末代皇帝》最后拍出来，貌似并不能算“处处透着无奈的悲剧”，最后溥仪确实是被改造救赎了。
可为什么如今这个贝托鲁奇却坚持不愿意体现救赎主题呢？
他似乎提到了，不够迎合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评奖标准。
顾骜深思了一会儿，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
首先，贝托鲁奇对三大电影节的价值评判导向认识是非常准确的。
那伙欧洲学院派老爷们眼光非常毒辣，人家不但喜欢悲剧，而且只喜欢那种绝望的、到电影最后一秒也看不到救赎和出路的悲剧。
你主角的悲惨遭遇必须死得透透的，不光肉身虐主，灵魂也不得救赎。
换句话说，你要营造一个人性的“无解”，你才能拿三大电影节大奖，人物和人性一下子就立起来了，无数学院派老爷为你鼓掌。
有解，有出路，就会被毙掉，被唾弃为“媚俗迎合观众”、“不虐主”。
相比之下，奥斯卡就商业一点，也“庸俗”一点，你前期可以一样苦逼深邃。但最后稍微救赎、灵魂升华一下、或者小团圆小确幸一下，评审团也能容忍。
所以历史上那种《末代皇帝》的拍法，充其量只能拿拿奥斯卡金像奖，但绝对拿不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主单元大奖的。
《肖申克的救赎》如果想拿去欧洲评三大电影节，那它就应该在老囚犯出狱后绝望上吊自尽那儿戛然结尾。最后拖到救赎出来了，那对不起，你别来欧洲了，乖乖跟着美国人的奥斯卡庸俗吧。
……
想到这儿，顾骜突然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丫的不会是因为贝托鲁奇提前了四年多来华，所以他自身的心路历程还没调整过来，所以还一心扑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而没注意往奥斯卡发展吧？
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他今年才刚拿戛纳金棕榈提名呢，热血尚未冷却，说不定一心就憋着一股劲儿，想真正拿一座金棕榈或者金狮。历史上要被蹉跎个四五年，发现无法登顶文艺的最高峰，才颓废地去追求奥斯卡金像奖。
顾骜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贝托鲁奇先生，我觉得你可不可以考虑换个推广思路呢？如果你拍这部电影，一开始就不是奔着欧洲三大电影节去，而是拿到好莱坞，参选奥斯卡，那么人性的救赎、有解之类的，就都不是问题了。好莱坞对艺术片的调性容忍性，可比三大电影节宽松一些，他们能忍受一个被救赎的主角的，甚至于他们就是主动希望看到救赎。”
贝托鲁奇茫然一愣：“放弃三大电影节？就奔着奥斯卡去？我32岁就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了，我现在盯着的就是金棕榈奖杯！”
人都是这样的，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容易珍惜，还没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其实吧，奥斯卡的逼格也没这么低，但偏偏贝托鲁奇9年前、刚刚32岁的时候，就少年得志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了。所以在他心里，始终偏执地觉得三大电影节比奥斯卡值钱。
何况，他是搞“艺术”的嘛，又不是搞“商业电影”的。1980年代的西方，艺术片导演对商业片的歧视是很明显的，有点儿像21世纪的严肃作家歧视网文写手。
要到苏联解体后、美国赢得了对全球先进文化的意识形态定义权，情况才根本性改变。
顾骜只能对症下药继续劝说：“你只是拿了最佳导演提名而已。在奥斯卡也不能算走到头了，说不定这次还能拿到获奖、甚至直接拿到最佳影片呢？美国人目前的意识形态，也是倾向于对华友好、发掘历史厚重的，做人要顺势而为。相比之下，倒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非常强烈，不怎么看得上中国的历史积淀。我觉得你只要肯投入，这部片子去奥斯卡肯定会有不错的收获。”
顾骜的话，句句都劝在了点子上，一看就比乔英华这种不懂洋人评奖倾向的外行人高到哪里去了。
贝托鲁奇终于有些意动。
“可是，这种电影注定票房是好不了的，一开始就让人一眼看出无法去拿三大奖，投资人会犹豫的。中国的票房市场又那么小。何况，我在好莱坞已经多年没有合作愉快的发行商和宣传商了，9年前合作过的朋友好几个都退休了。”
虽然他还在解释，但肯解释就说明已经在想操作层面的事儿了，合作意向算是解决了。
顾骜越俎代庖地建议道：“投资和拜票的事情，我相信你只要跟王妃好好恳求一下，会解决的。现在的关键，就是在编剧基调上取得双方统一，至少要拿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剧情范围大纲。后续创作可以慢慢来，保证不超纲就行。”
贝托鲁奇想了想，对乔英华摊牌：“看在顾先生和王妃的面子上，我接受这个条件。我们先弄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剧本大刚来，然后剧本的具体创作，由我找人完成，我不要你们中视公司的编剧团队。创作完之后你们拿去给有关部门审核一下，通过就拍，通不过就算了。”
乔英华想了想，对方都已经同意交出终审权了，想掌握创作过程，也是应该的。
只能让中视那些编剧组的人失业一把了。
其实也不叫失业，毕竟都是央企员工，无非是不用干活白拿工资罢了，说不定中视的编剧组听到这个消息还会暗爽呢。
第346章 刚正不阿
经过沟通，顾骜对于贝托鲁奇和《末代皇帝》的态度渐渐明确下来：既然阻止不了，而且这个时代要刷奖没有别的选项，那么就顺势推一把吧。
艺术片的收入性利益没什么好眼红的，本来就没多少。
剩下值得谋取的，就无外乎名声、人情、人脉、历史地位这些无形资产。
名声和人脉属于基本操作，顾骜都有过两次经验了，具体没什么好赘述的。
“历史地位”方面，会谈结束后，顾骜就想到了一个可以运作的点。
顾骜前世对《末代皇帝》的很多幕后了解，都来自于矮大紧的脱口秀节目。
他由此得知《末代皇帝》是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被政府许可在紫禁城里拍摄的商业艺术电影（资料性的不算），影片耗资巨大，中方给予的配合程度也非常惊人。
虽然，就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言，“到紫禁城里全程实景拍摄”这个噱头，对于后来影片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着实起了一定作用。
但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配合尺度和殊荣可能有些过了。尤其是后世到了21世纪，民间氛围逐渐变得皇汉，很多人士对一部晚清戏占据这个唯一的历史地位忿忿不平。
顾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孤独的先行者，上书言事，表明一下个人姿态，用“保护文化古迹”的大义名分，反对一下剧组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并建议建立专门的影视拍摄基地。
“保护文物古迹”的理由，物理和科学层面当然是充分站得住脚的，因为很多古物都经不起过度曝光，每年的累计照明光通量都是有限额的，否则就会加速老化。这也是很多博物馆里之所以禁止拍照的原因。
同时，顾骜也知道，他这种反对最后当然是会失败的，所以无非是捞取这个首倡名分的义旗——这就有点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建国初年上书言事保护京城的古城墙，乃至其他一些传统建筑。
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注定是失败的，没能保护什么东西，但后人会记住他们的功绩。
到了21世纪，社会舆论宽松后，多少公知文青乃至普通知识分子，开始各种纪念梁思成，甚至形成了“每当京城如何如何时，我们都应该想起咱欠梁思成老先生一个道歉”的网红句式。
顾骜今天表个态，在历史中留档，将来社会变得开始尊重历史和古文明后，自然会有人站出来为顾骜的超前想法鼓吹。
甚至眼下为此稍微被文化部有关领导批评两句，也在所不惜，反而可以为顾骜将来毕生的正确打一打悲情牌，把他打造成哥白尼伽利略式的悲情英雄。（而且是最终成功了的，不是伽利略这种一辈子扑街的）
可为什么如今这个贝托鲁奇却坚持不愿意体现救赎主题呢？
他似乎提到了，不够迎合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评奖标准。
顾骜深思了一会儿，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
首先，贝托鲁奇对三大电影节的价值评判导向认识是非常准确的。
那伙欧洲学院派老爷们眼光非常毒辣，人家不但喜欢悲剧，而且只喜欢那种绝望的、到电影最后一秒也看不到救赎和出路的悲剧。
你主角的悲惨遭遇必须死得透透的，不光肉身虐主，灵魂也不得救赎。
换句话说，你要营造一个人性的“无解”，你才能拿三大电影节大奖，人物和人性一下子就立起来了，无数学院派老爷为你鼓掌。
有解，有出路，就会被毙掉，被唾弃为“媚俗迎合观众”、“不虐主”。
相比之下，奥斯卡就商业一点，也“庸俗”一点，你前期可以一样苦逼深邃。但最后稍微救赎、灵魂升华一下、或者小团圆小确幸一下，评审团也能容忍。
所以历史上那种《末代皇帝》的拍法，充其量只能拿拿奥斯卡金像奖，但绝对拿不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主单元大奖的。
《肖申克的救赎》如果想拿去欧洲评三大电影节，那它就应该在老囚犯出狱后绝望上吊自尽那儿戛然结尾。最后拖到救赎出来了，那对不起，你别来欧洲了，乖乖跟着美国人的奥斯卡庸俗吧。
……
想到这儿，顾骜突然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丫的不会是因为贝托鲁奇提前了四年多来华，所以他自身的心路历程还没调整过来，所以还一心扑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而没注意往奥斯卡发展吧？
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他今年才刚拿戛纳金棕榈提名呢，热血尚未冷却，说不定一心就憋着一股劲儿，想真正拿一座金棕榈或者金狮。历史上要被蹉跎个四五年，发现无法登顶文艺的最高峰，才颓废地去追求奥斯卡金像奖。
顾骜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贝托鲁奇先生，我觉得你可不可以考虑换个推广思路呢？如果你拍这部电影，一开始就不是奔着欧洲三大电影节去，而是拿到好莱坞，参选奥斯卡，那么人性的救赎、有解之类的，就都不是问题了。好莱坞对艺术片的调性容忍性，可比三大电影节宽松一些，他们能忍受一个被救赎的主角的，甚至于他们就是主动希望看到救赎。”
贝托鲁奇茫然一愣：“放弃三大电影节？就奔着奥斯卡去？我32岁就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了，我现在盯着的就是金棕榈奖杯！”
人都是这样的，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容易珍惜，还没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其实吧，奥斯卡的逼格也没这么低，但偏偏贝托鲁奇9年前、刚刚32岁的时候，就少年得志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了。所以在他心里，始终偏执地觉得三大电影节比奥斯卡值钱。
何况，他是搞“艺术”的嘛，又不是搞“商业电影”的。1980年代的西方，艺术片导演对商业片的歧视是很明显的，有点儿像21世纪的严肃作家歧视网文写手。
要到苏联解体后、美国赢得了对全球先进文化的意识形态定义权，情况才根本性改变。
顾骜只能对症下药继续劝说：“你只是拿了最佳导演提名而已。在奥斯卡也不能算走到头了，说不定这次还能拿到获奖、甚至直接拿到最佳影片呢？美国人目前的意识形态，也是倾向于对华友好、发掘历史厚重的，做人要顺势而为。相比之下，倒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非常强烈，不怎么看得上中国的历史积淀。我觉得你只要肯投入，这部片子去奥斯卡肯定会有不错的收获。”
顾骜的话，句句都劝在了点子上，一看就比乔英华这种不懂洋人评奖倾向的外行人高到哪里去了。
贝托鲁奇终于有些意动。
“可是，这种电影注定票房是好不了的，一开始就让人一眼看出无法去拿三大奖，投资人会犹豫的。中国的票房市场又那么小。何况，我在好莱坞已经多年没有合作愉快的发行商和宣传商了，9年前合作过的朋友好几个都退休了。”
虽然他还在解释，但肯解释就说明已经在想操作层面的事儿了，合作意向算是解决了。
顾骜越俎代庖地建议道：“投资和拜票的事情，我相信你只要跟王妃好好恳求一下，会解决的。现在的关键，就是在编剧基调上取得双方统一，至少要拿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剧情范围大纲。后续创作可以慢慢来，保证不超纲就行。”
贝托鲁奇想了想，对乔英华摊牌：“看在顾先生和王妃的面子上，我接受这个条件。我们先弄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剧本大刚来，然后剧本的具体创作，由我找人完成，我不要你们中视公司的编剧团队。创作完之后你们拿去给有关部门审核一下，通过就拍，通不过就算了。”
乔英华想了想，对方都已经同意交出终审权了，想掌握创作过程，也是应该的。
只能让中视那些编剧组的人失业一把了。
其实也不叫失业，毕竟都是央企员工，无非是不用干活白拿工资罢了，说不定中视的编剧组听到这个消息还会暗爽呢。
第346章 刚正不阿
经过沟通，顾骜对于贝托鲁奇和《末代皇帝》的态度渐渐明确下来：既然阻止不了，而且这个时代要刷奖没有别的选项，那么就顺势推一把吧。
艺术片的收入性利益没什么好眼红的，本来就没多少。
剩下值得谋取的，就无外乎名声、人情、人脉、历史地位这些无形资产。
名声和人脉属于基本操作，顾骜都有过两次经验了，具体没什么好赘述的。
“历史地位”方面，会谈结束后，顾骜就想到了一个可以运作的点。
顾骜前世对《末代皇帝》的很多幕后了解，都来自于矮大紧的脱口秀节目。
他由此得知《末代皇帝》是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被政府许可在紫禁城里拍摄的商业艺术电影（资料性的不算），影片耗资巨大，中方给予的配合程度也非常惊人。
虽然，就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言，“到紫禁城里全程实景拍摄”这个噱头，对于后来影片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着实起了一定作用。
但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配合尺度和殊荣可能有些过了。尤其是后世到了21世纪，民间氛围逐渐变得皇汉，很多人士对一部晚清戏占据这个唯一的历史地位忿忿不平。
顾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孤独的先行者，上书言事，表明一下个人姿态，用“保护文化古迹”的大义名分，反对一下剧组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并建议建立专门的影视拍摄基地。
“保护文物古迹”的理由，物理和科学层面当然是充分站得住脚的，因为很多古物都经不起过度曝光，每年的累计照明光通量都是有限额的，否则就会加速老化。这也是很多博物馆里之所以禁止拍照的原因。
同时，顾骜也知道，他这种反对最后当然是会失败的，所以无非是捞取这个首倡名分的义旗——这就有点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建国初年上书言事保护京城的古城墙，乃至其他一些传统建筑。
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注定是失败的，没能保护什么东西，但后人会记住他们的功绩。
到了21世纪，社会舆论宽松后，多少公知文青乃至普通知识分子，开始各种纪念梁思成，甚至形成了“每当京城如何如何时，我们都应该想起咱欠梁思成老先生一个道歉”的网红句式。
顾骜今天表个态，在历史中留档，将来社会变得开始尊重历史和古文明后，自然会有人站出来为顾骜的超前想法鼓吹。
甚至眼下为此稍微被文化部有关领导批评两句，也在所不惜，反而可以为顾骜将来毕生的正确打一打悲情牌，把他打造成哥白尼伽利略式的悲情英雄。（而且是最终成功了的，不是伽利略这种一辈子扑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