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犀利起来，身子猛地绷直，面容严肃，看着徐平。
官不与民争利，徐平这一个夺字出口，天章阁里的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
徐平神色不变，捧笏道：“所谓夺，是要把天下的剩余之物，从势力人家的手里夺过来。夺不是去抢势力人家的东西，也不是去抢他们的钱财，甚至朝廷做得好了，最后他们也能够得利。夺，就是在力耕之家产出的剩余之物中，朝廷多拿一些，势力人家少拿一些。”
见赵祯还是神色严肃，徐平接着道：“迂阔之人，在讲天下兼并过烈，小民难以存活的时候，总是说天下道德不修，坏人过多，以致如此。臣以为不然。天下之事，岂能归于人心好坏？归于人心好坏，则天下一切乱政，都只要朝廷修道德，行教化。数千年来，可有真地凭教化而解天下危机存亡的？有不劳而获、少取多予者，天下难为就不可免。真正不劳而获的坏人，就为寇盗，绳之以法可也。尚有依朝廷法度，不劳而获者，如兼并收租放贷收息之类。纵然如此做的是大善人，收租取息也同样是天下之财聚于其手中，一日甚于一日。土地产出仍是那么多，而地租不减，放贷之利息越来越高，高出来的利息从哪里来？还是从力耕小民的身上来。最早雇人耕种收地租，放贷取利息，无非是与朝廷分小民的剩余之物。等到地租越收越多，利息越来越高，取的就不只是剩余之物，而是小民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取小民的生存之物，则难以存活，流离失所，冻饿而死是也。取小民的生产之物，则田土不耕，遍地荒芜是也。故与势力之家夺天下剩余之物，不是抢其财产，而是要给小民以存活，耕田土而治生产也。臣所谓夺，是天下剩余之物要到朝廷手中。”
听到这里，赵祯的脸色才缓和下来。徐平说的夺，其实宋朝一直在做，乡间的五等户制即是，城厢除分户等制外，还有无所不在的官营，然后令人指射，官府从中分工商业的利润。这些手段，都是在从势力之家手中夺取社会生产的剩余。
农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地租和利息到了剥削者手中，工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者加上金融手段集中到剥削者手中，哪怕地主和资本家各个都是大善人，这种趋势也不会逆转。终有一天，剥削者侵占的就不再是剩余，而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整个社会的危机必然会产生。更不要说，从剥削者中找善人实在不容易，要让他们变成善人就更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把剥削认为是天经地义，被剥削者做牛做马，不但不会让剥削者知足，反而会变本加厉。把社会分阶层，把人分等，只是温和手段，最后终将会退化到奴隶社会，从占有被剥削者的财产，到完全占有被剥削者的人，他们的一切。危机一旦到了剥削者开始向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下手的时候，如果政权不进行调整，会突然恶化，因为此时剥削者相互之间的争夺会变得激烈，压迫和剥削更加穷凶极恶。
政权出现，就是要改变这种社会退化的趋势，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进行调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摊开来说，就是剥削的手段和促进社会生产扩大的各种因素。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生产便就扩大，剥削手段开始从全部占有奴隶的一切，变成了通过地租和利息。进入工业社会，变成了占有剩余价值和使用金融手段。这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剥削者把社会生产的成果大部攫取到自己手中，最终开始吞噬生存和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就开始起反作用力了。不进则退，没有革命和调和，退到奴隶社会也属正常。
如果认为政权没有调和性，则这种矛盾冲突最终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如果承认政权有调和性，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法和改革。
宋朝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对社会上剥削者中的最大多数，即势力人家，一直进行着抑和夺。不然，为了养军的庞大费用，整个社会早就民不聊生了。宋朝的问题是抑和夺之后，官方收了这些钱上来，没有用于生产和生活，而是用在了养军上面。养军几乎对生产没有帮助，军队又不能真正保家卫国，更加不能开疆拓土，这些财富相当于白白扔掉了。
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那并不是绝对的。财富越集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小。从奴隶主到庄园主，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前进的脚步缓慢无比。
随着西北党项的覆灭，对契丹的胜利，宋朝的生存压力已经变小。而随着三司场务带起来的生产大发展，社会的财富在增加，讲起来，现在应该是一个压力较小的时刻。
如果徐平不进行改革，把省下来的钱和增加的财富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接下来就会出现一场全民大狂欢。财政压力减小，官营的很多产业再没必要，会开放到社会上去，自然大多会流入势力人家。
一方面是徐平靠着两世知识指导着生产力突飞猛进，一面是接收了官营场务酒楼商铺的势力人家剥削能力大增，剥削烈度提高。当生产力前进跟不上剥削烈度的加深时，空前的社会危机即将到来。那个时候的徐平可能已经垂暮之年，也可能已经故去，危机将会算到他的头上。这一世的辛苦操劳，为了天下和百姓的付出，换来的可能是身后骂名。
在社会危机之下，最大的可能是自己正确的做法被废弃，自己摒弃的错误做法被捡起来认为是正确的，并依此指责自己这个祸国奸臣。天下再次陷入治乱循环，自己也成为了大奸佞，与赵祯的关系，一起长大的李璋，诸般种种，都会用来证明自己就是个佞臣。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人的身后名，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不管是革命者还是改革者，本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得利者推出来背锅的角色。商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只要一个不小心，徐平自己也将如是。
为什么在改革之前，徐平要把这些道理跟赵祯讲得清楚明白？不但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他的认同，能够得到坚定的支持，也是把话说在前面。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了有什么后果，不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哪怕不顾及自己的身后名，不顾家族的兴衰，还要顾及天下以后要发展，天下百姓不再受苦。
一个人活着，到了徐平这个地步，再去天天想自己赚多少钱，留给后代多少财富，这人做得就太没意思了。不如就此归隐田园，过自己的小日子好了。做皇帝，做宰相，都是要心怀天下的。没有这份胸怀，何必来坐这个位子？徐平又不差这点俸禄，凭着他现在的功劳也足以荣耀一世。接了诏旨，来做这个宰相了，就要给世间一个比较长久的太平。
宰相称拜，而非是任，是因为这个职位是官之极任，甚至超脱出了官的范围。任官你坚辞不去，是要受惩罚的，但是宰相拜而不受，则是允许的。不想干，是可以不干的，这是宰相与一般官员不一样的地方。既然你不想干就可以不干，那么干了，当然就接受与一般官员不一样的要求。官员治事有功，宰相是不可以用治事之功来评价的，对于宰相的评价是天下治还是乱。你能干不能干，没人看你的能力如何，只看天下治理得如何。
天下大事，无论文武，宰相事无不统。这个权力在你这里，就要当这个责任，不能还像一般的官员那样。徐平前世对宰相的职责认识不清，认为只是最大的官，其实是不正确的。相之所以为相，甚至地位崇高时加上一个字，称为相国，因为这是国家真正的治理者。
统治者是皇帝，治理者为宰相，这并不是其他官员那样垂直的上下级关系。在所有的官员之中，只要具有了宰相的这个身份，就超脱出了官员。御史大夫、大将军，只要真地有了实任，也是相的一员。只是现在有枢密使，而无真御史而已。
所以此时的宰相，实际上晏殊、徐平和吕夷简三人。整个宰执集团，还要加上各位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这些人一起，行使的就是秦汉时丞相的职责。而台谏集团，则是秦汉时的御史大夫，同样是宰相之一员。台谏对宰执的牵制，是从职责上来的，而不是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牵制，这就是这个时候的政治结构。
第15章 理政
抬起头来，看着窗外渐渐变浓的夜色，徐平沉默了一会，叹息一声，对赵祯道：“天下治乱兴亡，后人评点起来，总是要说哪一个是庸君，哪一个是奸臣。天下若无这庸君奸臣，必然世道永昌。依臣看来，以天下之大，岂是一二人能够祸乱之？此事前朝或有，本朝君臣一体，祖宗家法，诸事立制，却不应该如此。秦有天下，二世而亡，指秦二世和赵高、李斯为昏君奸臣。臣言，二世和赵高固然是暴君奸臣，然而秦之亡，却不是亡在这暴君奸臣的手里。秦之亡，实因其暴政而亡，后世当引以为戒。”
赵祯道：“秦之亡于暴政，先贤论之甚明。宰相，你言以仁义之道佐朕治天下，必然是与暴政无关。突然之间，怎么说起秦之兴亡来。”
徐平捧笏：“仁义治天下，仁之一道，固无可言，而义之一字，实是一言难尽。臣言天下大事，无外文武。对内曰文治，对外曰武功。文治不可兴于外，武功不可取于内。是故文归于仁，武起于义也。对内不施不仁之政，对外不兴不义之兵，此朝廷之职也。对外称仁，不识大体，如妇人持家不分内外。满朝臣僚，对内示义，则有异心。天下大义，必操之于人主。是故臣为宰相，变法理政，当受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臣以下所言，多是受怨之事，以陛下之聪明，自能尽知。臣明言之，非欲分辨于陛下，只是告之后人，臣为政之举，多有不得己而为之之处。后人当深知，此政只是有利于此时此地，不可因循。”
后人经常讽刺中国古代，不管什么事都是皇上英明，坏了事是有奸臣。其实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不然你是想做王莽吗？自己同意来做大臣，皇帝把大权给了你，事情做砸了，不管什么原因，都得甘心受罚，哪里能够一点委屈不受。
赵祯听了，从案后站起来，对徐平道：“朕召宰相来，正要咨以治世之道，而致天下太平也。宰相何出此言？你我君臣相得，当携手并力，拯民疾苦，让天下安泰！”
“凡事，皆要一分为二，有其一利，必有一弊，因时因地而异。此时之善政，百年之后或为恶政，此时去除之弊，百年之后或有利于当世。政因于时，因于地，一时举措不能致百世之太平。为政者当深知，查其时，查其地，而用治世之术。不可因循苟且，行刻舟求剑故事。自上古而及于今世，欲变法者不可计数，成者有之，败者有之。若论变法之功无大于秦用商鞅，用商鞅之术秦富而强，终灭六国，一统天下。秦用商鞅之术变法而致国强，商鞅终受车裂之刑，后来者岂不震怖！用一术，治国者只是取其利于当时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种，时移世易，其利渐尽，弊端渐显。当此时也，治国者当别求一术，取利而暂抑其弊。以仁义行天下，此治国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于万世。道之下治国之术，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利尽弊显之时，治国者当别寻治国之术。书生不知世事通达，见一时之荣，而百年之后渐枯，则跣足而舞，告于天下。尔曹皆愚笨，蒙昧无知，为人所欺，聪明如我者，则见其功成之时，败因已种。天下之亡，不亡于某某，实亡于建大功之人也！”
听了这番话，赵祯一时怔住。就连一边记录的吴育也抬起头，看着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间怎么说出这番话来。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剧必不可能，说起来又有何用？
为什么说这番话？因为接下来徐平要讲的，就是从现在的势力人家手中夺社会生产的剩余了。他凭着前世的见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并不会真让势力人家变穷。所谓夺，也不是真地夺，只是后面的发展成果，势力人家分到的份额会变小。然而有的人就是这样，记仇不记恩，便宜没够，吃亏不玩。别人赚十贯钱他赚五贯，便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没有一个好人。有这种人在，徐平的话又说得这么明白，必然有人会在以后骂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处，还是刻薄。
话说明白，是为了后人着想。用欺瞒小术，只是赢了一时，而落骂名于后世。
说起商鞅变法，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突然记起来，前世学到的文章里，有人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这么说商鞅变法的。这个人就是苏轼，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试的时候机缘巧合，唯有他们两人一起说几句话。通过程浚，徐平知道了苏洵，不过此时的苏轼兄弟都还是刚会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这么两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来，那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读书人中，最怕小文人。这种人自我意识过剩，对上羡慕嫉妒恨，对身边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顾。一与身边人议论起来，那就是自己有经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无眼，自己不得重要罢了。等到与上面相处，则点头哈腰，拼命巴结。无奈的事情，下层的舆论受这种小文人影响最深，流言广布。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来，就黑白颠倒。
徐平前世有一个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从某国的哪个不入流大学留学回来，因为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领导眼中远胜于自己这个土举人。平时说起事情来，经常就是不屑顾地来上一句，你说的这些，人家外国人早如何如何了。你要真问起如何如何来，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他没有一样能连起来说顺溜的。因为身上带了洋味，说得再不顺溜也是永远对徐平不屑一顾，你还奈何不了他。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顺眼，但他终究是个文人，在以文治国的时代，社会地位就不是你能够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这些，什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最终还是要变成一条一条行政措施施行下去。而在最底层解释这些措施，主持具体的施政举措的，有很多是这种人。为什么作为一个千年后来的人，徐平不反对官吏之分？实在是怕了他们，最好留在吏这一层。
做着宰相，进行着改革，成了天下得利，哪怕一时有反对的，也只能受着。怕的就是有后来人，当这些改革措施利尽弊显的时候，利用起小文人的口，把自己这个改革的先行者一脚踹倒在地。压了自己，再把这个时候的措施反过来用。时代不同了，这个时候不行的那个时候说不定就行了，现在行的那个时候不行了，重新引起意识形态混乱。
见赵祯和吴育两人的神色怪异，徐平道：“道与术，虽有相近之处，万不可混同。天下因道而守，因术而兴。大道不变，江山永固；小术辄变，天下屡兴。世之谓变法，实是治国之术利尽弊显之时，别取一术而已。不可据道而问国因何未兴，亦不可因一术兴国而欲以此世守天下。秦之兴，术耳；秦之亡，弃道而取术也。宰相以大道佐君王，臣以仁义之道对陛下。但当朝理政，必用某术。术之为术不为道，盖其必有利弊两端，臣此时以此术行之，皆是取其利而暂抑其弊。后来理政者当深知，利尽弊显之时，当变其术。”
道就是意识形态，术就是一时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在政权维护统治和抑制剥削的两面性之间摇摆。决定了如何看待剥削，就决定了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同样的施政措施，但却有不同的目的，用来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要以为用了同样的政策措施，就是同样的意识形态了，那样就丧失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会有凯恩斯主义，不能据此认为有了社会主义成分，只是用这些政策措施进行阶级调和而已。不调和，剥削的烈度已经让社会不能发展了。而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剥削烈度的调整或许有相似的行政举措，但其目的和手段都不会相同，相同就有问题了。
徐平前世的那个同事，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就是纳税人，紧跟的另一句就是当年我在国外如何如何。用纳税人这个词来要求政府，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
认为剥削理所当然的，养一个政权来调和矛盾是不得已，才有纳税人意识。我向这个政权纳了税，便应当得到什么待遇，不合心意就要骂，政权要认真对待他们的关切。而那些穷得不纳税的人，对不起，政权不为你服务。那些富得不纳税的人，你觉得不顺眼，政权为什么不逼他们尽义务？对不起，那是政权的主人，政权管的是最广大中间阶层。你想当纳税人，得到纳税人的待遇，你得先接受这个政权有主人，帮着主人管理你而已。
认为剥削不应该，只是不得不暂时忍受的，你的权利和义务与纳税无关，纳税只是你必尽义务的一项而已。不管你纳不纳税，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看起来相同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其实有着两种面目。
第16章 仁义者何？
“仁义为大道，当行于万世。何为仁义？或曰，常存仁人之心是之。臣非之。仁义之为大道，必不能本于一时贤与不肖，不然何以行于万世？仁义之为治世大道也，无关贤与不肖，无关聪明愚钝。非欲人人为君子，非欲士大夫为贤人，非欲陛下为圣人。设若圣人当世之时，贤者佐之，人人为君子，天下自可大治，焉用术！”
“君子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士大夫景行行止焉。天下只存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是故士大夫论迹不论心。动辄行诛心之论，是不知君子之行，不足班士大夫之列，其理明矣。圣人当政，贤者佐之，天下为公之世，于天下有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大道难行，故治国当用术，使天下大道不失。术以佐大道，圣人之治实难致，不得已而用焉。”
官不与民争利，徐平这一个夺字出口，天章阁里的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
徐平神色不变，捧笏道：“所谓夺，是要把天下的剩余之物，从势力人家的手里夺过来。夺不是去抢势力人家的东西，也不是去抢他们的钱财，甚至朝廷做得好了，最后他们也能够得利。夺，就是在力耕之家产出的剩余之物中，朝廷多拿一些，势力人家少拿一些。”
见赵祯还是神色严肃，徐平接着道：“迂阔之人，在讲天下兼并过烈，小民难以存活的时候，总是说天下道德不修，坏人过多，以致如此。臣以为不然。天下之事，岂能归于人心好坏？归于人心好坏，则天下一切乱政，都只要朝廷修道德，行教化。数千年来，可有真地凭教化而解天下危机存亡的？有不劳而获、少取多予者，天下难为就不可免。真正不劳而获的坏人，就为寇盗，绳之以法可也。尚有依朝廷法度，不劳而获者，如兼并收租放贷收息之类。纵然如此做的是大善人，收租取息也同样是天下之财聚于其手中，一日甚于一日。土地产出仍是那么多，而地租不减，放贷之利息越来越高，高出来的利息从哪里来？还是从力耕小民的身上来。最早雇人耕种收地租，放贷取利息，无非是与朝廷分小民的剩余之物。等到地租越收越多，利息越来越高，取的就不只是剩余之物，而是小民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取小民的生存之物，则难以存活，流离失所，冻饿而死是也。取小民的生产之物，则田土不耕，遍地荒芜是也。故与势力之家夺天下剩余之物，不是抢其财产，而是要给小民以存活，耕田土而治生产也。臣所谓夺，是天下剩余之物要到朝廷手中。”
听到这里，赵祯的脸色才缓和下来。徐平说的夺，其实宋朝一直在做，乡间的五等户制即是，城厢除分户等制外，还有无所不在的官营，然后令人指射，官府从中分工商业的利润。这些手段，都是在从势力之家手中夺取社会生产的剩余。
农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地租和利息到了剥削者手中，工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者加上金融手段集中到剥削者手中，哪怕地主和资本家各个都是大善人，这种趋势也不会逆转。终有一天，剥削者侵占的就不再是剩余，而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整个社会的危机必然会产生。更不要说，从剥削者中找善人实在不容易，要让他们变成善人就更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把剥削认为是天经地义，被剥削者做牛做马，不但不会让剥削者知足，反而会变本加厉。把社会分阶层，把人分等，只是温和手段，最后终将会退化到奴隶社会，从占有被剥削者的财产，到完全占有被剥削者的人，他们的一切。危机一旦到了剥削者开始向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下手的时候，如果政权不进行调整，会突然恶化，因为此时剥削者相互之间的争夺会变得激烈，压迫和剥削更加穷凶极恶。
政权出现，就是要改变这种社会退化的趋势，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进行调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摊开来说，就是剥削的手段和促进社会生产扩大的各种因素。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生产便就扩大，剥削手段开始从全部占有奴隶的一切，变成了通过地租和利息。进入工业社会，变成了占有剩余价值和使用金融手段。这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剥削者把社会生产的成果大部攫取到自己手中，最终开始吞噬生存和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就开始起反作用力了。不进则退，没有革命和调和，退到奴隶社会也属正常。
如果认为政权没有调和性，则这种矛盾冲突最终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如果承认政权有调和性，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法和改革。
宋朝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对社会上剥削者中的最大多数，即势力人家，一直进行着抑和夺。不然，为了养军的庞大费用，整个社会早就民不聊生了。宋朝的问题是抑和夺之后，官方收了这些钱上来，没有用于生产和生活，而是用在了养军上面。养军几乎对生产没有帮助，军队又不能真正保家卫国，更加不能开疆拓土，这些财富相当于白白扔掉了。
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那并不是绝对的。财富越集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小。从奴隶主到庄园主，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前进的脚步缓慢无比。
随着西北党项的覆灭，对契丹的胜利，宋朝的生存压力已经变小。而随着三司场务带起来的生产大发展，社会的财富在增加，讲起来，现在应该是一个压力较小的时刻。
如果徐平不进行改革，把省下来的钱和增加的财富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接下来就会出现一场全民大狂欢。财政压力减小，官营的很多产业再没必要，会开放到社会上去，自然大多会流入势力人家。
一方面是徐平靠着两世知识指导着生产力突飞猛进，一面是接收了官营场务酒楼商铺的势力人家剥削能力大增，剥削烈度提高。当生产力前进跟不上剥削烈度的加深时，空前的社会危机即将到来。那个时候的徐平可能已经垂暮之年，也可能已经故去，危机将会算到他的头上。这一世的辛苦操劳，为了天下和百姓的付出，换来的可能是身后骂名。
在社会危机之下，最大的可能是自己正确的做法被废弃，自己摒弃的错误做法被捡起来认为是正确的，并依此指责自己这个祸国奸臣。天下再次陷入治乱循环，自己也成为了大奸佞，与赵祯的关系，一起长大的李璋，诸般种种，都会用来证明自己就是个佞臣。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人的身后名，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不管是革命者还是改革者，本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得利者推出来背锅的角色。商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只要一个不小心，徐平自己也将如是。
为什么在改革之前，徐平要把这些道理跟赵祯讲得清楚明白？不但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他的认同，能够得到坚定的支持，也是把话说在前面。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了有什么后果，不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哪怕不顾及自己的身后名，不顾家族的兴衰，还要顾及天下以后要发展，天下百姓不再受苦。
一个人活着，到了徐平这个地步，再去天天想自己赚多少钱，留给后代多少财富，这人做得就太没意思了。不如就此归隐田园，过自己的小日子好了。做皇帝，做宰相，都是要心怀天下的。没有这份胸怀，何必来坐这个位子？徐平又不差这点俸禄，凭着他现在的功劳也足以荣耀一世。接了诏旨，来做这个宰相了，就要给世间一个比较长久的太平。
宰相称拜，而非是任，是因为这个职位是官之极任，甚至超脱出了官的范围。任官你坚辞不去，是要受惩罚的，但是宰相拜而不受，则是允许的。不想干，是可以不干的，这是宰相与一般官员不一样的地方。既然你不想干就可以不干，那么干了，当然就接受与一般官员不一样的要求。官员治事有功，宰相是不可以用治事之功来评价的，对于宰相的评价是天下治还是乱。你能干不能干，没人看你的能力如何，只看天下治理得如何。
天下大事，无论文武，宰相事无不统。这个权力在你这里，就要当这个责任，不能还像一般的官员那样。徐平前世对宰相的职责认识不清，认为只是最大的官，其实是不正确的。相之所以为相，甚至地位崇高时加上一个字，称为相国，因为这是国家真正的治理者。
统治者是皇帝，治理者为宰相，这并不是其他官员那样垂直的上下级关系。在所有的官员之中，只要具有了宰相的这个身份，就超脱出了官员。御史大夫、大将军，只要真地有了实任，也是相的一员。只是现在有枢密使，而无真御史而已。
所以此时的宰相，实际上晏殊、徐平和吕夷简三人。整个宰执集团，还要加上各位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这些人一起，行使的就是秦汉时丞相的职责。而台谏集团，则是秦汉时的御史大夫，同样是宰相之一员。台谏对宰执的牵制，是从职责上来的，而不是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牵制，这就是这个时候的政治结构。
第15章 理政
抬起头来，看着窗外渐渐变浓的夜色，徐平沉默了一会，叹息一声，对赵祯道：“天下治乱兴亡，后人评点起来，总是要说哪一个是庸君，哪一个是奸臣。天下若无这庸君奸臣，必然世道永昌。依臣看来，以天下之大，岂是一二人能够祸乱之？此事前朝或有，本朝君臣一体，祖宗家法，诸事立制，却不应该如此。秦有天下，二世而亡，指秦二世和赵高、李斯为昏君奸臣。臣言，二世和赵高固然是暴君奸臣，然而秦之亡，却不是亡在这暴君奸臣的手里。秦之亡，实因其暴政而亡，后世当引以为戒。”
赵祯道：“秦之亡于暴政，先贤论之甚明。宰相，你言以仁义之道佐朕治天下，必然是与暴政无关。突然之间，怎么说起秦之兴亡来。”
徐平捧笏：“仁义治天下，仁之一道，固无可言，而义之一字，实是一言难尽。臣言天下大事，无外文武。对内曰文治，对外曰武功。文治不可兴于外，武功不可取于内。是故文归于仁，武起于义也。对内不施不仁之政，对外不兴不义之兵，此朝廷之职也。对外称仁，不识大体，如妇人持家不分内外。满朝臣僚，对内示义，则有异心。天下大义，必操之于人主。是故臣为宰相，变法理政，当受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臣以下所言，多是受怨之事，以陛下之聪明，自能尽知。臣明言之，非欲分辨于陛下，只是告之后人，臣为政之举，多有不得己而为之之处。后人当深知，此政只是有利于此时此地，不可因循。”
后人经常讽刺中国古代，不管什么事都是皇上英明，坏了事是有奸臣。其实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不然你是想做王莽吗？自己同意来做大臣，皇帝把大权给了你，事情做砸了，不管什么原因，都得甘心受罚，哪里能够一点委屈不受。
赵祯听了，从案后站起来，对徐平道：“朕召宰相来，正要咨以治世之道，而致天下太平也。宰相何出此言？你我君臣相得，当携手并力，拯民疾苦，让天下安泰！”
“凡事，皆要一分为二，有其一利，必有一弊，因时因地而异。此时之善政，百年之后或为恶政，此时去除之弊，百年之后或有利于当世。政因于时，因于地，一时举措不能致百世之太平。为政者当深知，查其时，查其地，而用治世之术。不可因循苟且，行刻舟求剑故事。自上古而及于今世，欲变法者不可计数，成者有之，败者有之。若论变法之功无大于秦用商鞅，用商鞅之术秦富而强，终灭六国，一统天下。秦用商鞅之术变法而致国强，商鞅终受车裂之刑，后来者岂不震怖！用一术，治国者只是取其利于当时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种，时移世易，其利渐尽，弊端渐显。当此时也，治国者当别求一术，取利而暂抑其弊。以仁义行天下，此治国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于万世。道之下治国之术，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利尽弊显之时，治国者当别寻治国之术。书生不知世事通达，见一时之荣，而百年之后渐枯，则跣足而舞，告于天下。尔曹皆愚笨，蒙昧无知，为人所欺，聪明如我者，则见其功成之时，败因已种。天下之亡，不亡于某某，实亡于建大功之人也！”
听了这番话，赵祯一时怔住。就连一边记录的吴育也抬起头，看着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间怎么说出这番话来。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剧必不可能，说起来又有何用？
为什么说这番话？因为接下来徐平要讲的，就是从现在的势力人家手中夺社会生产的剩余了。他凭着前世的见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并不会真让势力人家变穷。所谓夺，也不是真地夺，只是后面的发展成果，势力人家分到的份额会变小。然而有的人就是这样，记仇不记恩，便宜没够，吃亏不玩。别人赚十贯钱他赚五贯，便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没有一个好人。有这种人在，徐平的话又说得这么明白，必然有人会在以后骂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处，还是刻薄。
话说明白，是为了后人着想。用欺瞒小术，只是赢了一时，而落骂名于后世。
说起商鞅变法，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突然记起来，前世学到的文章里，有人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这么说商鞅变法的。这个人就是苏轼，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试的时候机缘巧合，唯有他们两人一起说几句话。通过程浚，徐平知道了苏洵，不过此时的苏轼兄弟都还是刚会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这么两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来，那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读书人中，最怕小文人。这种人自我意识过剩，对上羡慕嫉妒恨，对身边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顾。一与身边人议论起来，那就是自己有经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无眼，自己不得重要罢了。等到与上面相处，则点头哈腰，拼命巴结。无奈的事情，下层的舆论受这种小文人影响最深，流言广布。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来，就黑白颠倒。
徐平前世有一个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从某国的哪个不入流大学留学回来，因为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领导眼中远胜于自己这个土举人。平时说起事情来，经常就是不屑顾地来上一句，你说的这些，人家外国人早如何如何了。你要真问起如何如何来，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他没有一样能连起来说顺溜的。因为身上带了洋味，说得再不顺溜也是永远对徐平不屑一顾，你还奈何不了他。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顺眼，但他终究是个文人，在以文治国的时代，社会地位就不是你能够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这些，什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最终还是要变成一条一条行政措施施行下去。而在最底层解释这些措施，主持具体的施政举措的，有很多是这种人。为什么作为一个千年后来的人，徐平不反对官吏之分？实在是怕了他们，最好留在吏这一层。
做着宰相，进行着改革，成了天下得利，哪怕一时有反对的，也只能受着。怕的就是有后来人，当这些改革措施利尽弊显的时候，利用起小文人的口，把自己这个改革的先行者一脚踹倒在地。压了自己，再把这个时候的措施反过来用。时代不同了，这个时候不行的那个时候说不定就行了，现在行的那个时候不行了，重新引起意识形态混乱。
见赵祯和吴育两人的神色怪异，徐平道：“道与术，虽有相近之处，万不可混同。天下因道而守，因术而兴。大道不变，江山永固；小术辄变，天下屡兴。世之谓变法，实是治国之术利尽弊显之时，别取一术而已。不可据道而问国因何未兴，亦不可因一术兴国而欲以此世守天下。秦之兴，术耳；秦之亡，弃道而取术也。宰相以大道佐君王，臣以仁义之道对陛下。但当朝理政，必用某术。术之为术不为道，盖其必有利弊两端，臣此时以此术行之，皆是取其利而暂抑其弊。后来理政者当深知，利尽弊显之时，当变其术。”
道就是意识形态，术就是一时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在政权维护统治和抑制剥削的两面性之间摇摆。决定了如何看待剥削，就决定了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同样的施政措施，但却有不同的目的，用来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要以为用了同样的政策措施，就是同样的意识形态了，那样就丧失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会有凯恩斯主义，不能据此认为有了社会主义成分，只是用这些政策措施进行阶级调和而已。不调和，剥削的烈度已经让社会不能发展了。而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剥削烈度的调整或许有相似的行政举措，但其目的和手段都不会相同，相同就有问题了。
徐平前世的那个同事，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就是纳税人，紧跟的另一句就是当年我在国外如何如何。用纳税人这个词来要求政府，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
认为剥削理所当然的，养一个政权来调和矛盾是不得已，才有纳税人意识。我向这个政权纳了税，便应当得到什么待遇，不合心意就要骂，政权要认真对待他们的关切。而那些穷得不纳税的人，对不起，政权不为你服务。那些富得不纳税的人，你觉得不顺眼，政权为什么不逼他们尽义务？对不起，那是政权的主人，政权管的是最广大中间阶层。你想当纳税人，得到纳税人的待遇，你得先接受这个政权有主人，帮着主人管理你而已。
认为剥削不应该，只是不得不暂时忍受的，你的权利和义务与纳税无关，纳税只是你必尽义务的一项而已。不管你纳不纳税，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看起来相同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其实有着两种面目。
第16章 仁义者何？
“仁义为大道，当行于万世。何为仁义？或曰，常存仁人之心是之。臣非之。仁义之为大道，必不能本于一时贤与不肖，不然何以行于万世？仁义之为治世大道也，无关贤与不肖，无关聪明愚钝。非欲人人为君子，非欲士大夫为贤人，非欲陛下为圣人。设若圣人当世之时，贤者佐之，人人为君子，天下自可大治，焉用术！”
“君子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士大夫景行行止焉。天下只存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是故士大夫论迹不论心。动辄行诛心之论，是不知君子之行，不足班士大夫之列，其理明矣。圣人当政，贤者佐之，天下为公之世，于天下有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大道难行，故治国当用术，使天下大道不失。术以佐大道，圣人之治实难致，不得已而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