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术，必有一利兼有一弊，治国者取其一利而治时病。盖取此术不取他术者，于此时天下，于此时国中，于此一郡一县之地，此术利大而弊小也。是故，为治时病，不必强求天下一律。各地因时、因地制宜，取合用之术，朝廷总理之。当孝公之时，秦用商鞅之术，以律代法，秦律治秦地而兴。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混一宇内而制六合。君临天下，知兴国之术，而未悟守天下之道，以术代道，天下尽行秦律。秦律用于天下未并之时，利显而弊隐，秦以其利而兴。天下一统，秦律一以天下，以治六国，利尽而弊显。秦不悟。律难行，以暴政酷刑临万民。百姓不堪，陈涉一呼，天下响应，秦之天下数年而灭。六世而兴，数年而亡，秦之数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何也？盖因商鞅兴秦，其法为兴国之术耳，非守天下之道也。取其利抑其弊于当时，于秦之地，宜也。时移世易，而不通变，利尽而弊显，强守之，刻舟求剑是也。行于秦地而兴，灭六国而强行天下，不知权变，以酷刑临六国之民，强行之，淮橘生北为枳是也。故曰，治国之术，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或曰，治国当因地制宜，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天下一律难行，一法可行，以法临天下，郡县以权变。秦王临天下，皆用秦半两，铭器而制度量衡行于郡县，制字书而斥六国乱文，此皆法也，万世皆可行之。秦王之功法也，秦王之失律也。”
“或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如草偃，欲守天下，其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封建，化天下之公为私也，只闻因私而废公，未闻以私而助公者也。当天下临大难，封建者欲守其私财，无不举地而献敌，全其富贵而置天下于身后也。人主以天下分封，是以公器而市私恩，天下治时封建者得其利，天下乱时封建者全富贵捐天下而助乱，有害无利明矣。”
“仁，子曰忠恕而已矣。孟轲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忠恕之道，此其谓与？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之恕也，礼化于外，而悯纳于心。盖为大臣，以君命而理国政，当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实有其不得已也。臣之忠，内不事君王以谄媚，而时时规谏之。外则用心王事，深怜百姓，竭心力而求治世于天下，以报君恩也。”
“士大夫为郡县临地方而亲民，举地方之力而完赋税，亲民官之忠也。不因朝廷赋税而害百姓，亲民官之仁也。忠仁不能两全，先仁而后忠也。先仁而后忠，知朝廷以仁义治天下也。临郡县，理地方之财，而能致钱粮广收，朝廷因之富足，百姓因之安泰，官之忠仁两全者也。先仁而后忠，良吏也，忠仁而两全之者，能吏也。守仁而事朝廷以忠，则知能吏难得，良吏宜广求之，此之谓治天下以仁义也。”
“士大夫在朝为臣，出外为官。临地方为官，代朝廷治郡县，时时念百姓不易，辨其冤屈，解其急难，官之仁也。兴学事，使民有所学，广聪明，通世事，官之仁也。子之有教无类，士大夫岂可不行之于郡县与？延医治药，治下百姓有病得医，官之仁也。去诸般淫祀，行教化于治内，使民不受淫祀之祸，官之仁也。举之万端，利百姓，官之仁也。”
“以仁义治天下，则知仁当行于朝廷，而不必求之细民。民之仁者，遵朝廷法度者为仁，完税纳粮者为仁，当差役、徭役、兵役者为仁。仁之民，朝廷可不奖之？此天下之根本也。施粥济药，善举也；修桥铺路，善举也；开沟治渠，善举也；兴学助弱，亦为善举也。仁之于朝廷，非于百姓，可知善举非仁也。朝廷当奖仁而劝善，善与仁不可混也。”
“奖仁而劝善，盖因朝廷以仁而治，此为根本。善举实利百姓，百姓之利即为朝廷之利，固应谢之。朝廷代百姓而谢，高其名而薄其利。若得厚利，善举何为？百姓之仁为天下之根本，百姓不仁朝廷无以立，故应奖仁。奖仁当晦其名而厚其利。晦其名者，此为百姓当行之事也。厚其利者，此为真朝廷百姓也。”
“仁固如此，义何如者？义本于仁而出于仁，仁不能尽者。两人为仁，三人为众，义在众中矣。三之为数，两两相对又三矣，此二人之仁或害彼二人之仁者，必以义取。”
“天子、臣僚、百姓，为三矣。天子与百姓之仁，重于天子与臣僚之仁，此为天子之义也。士大夫出外为官，官、吏、百姓，三矣。官与民之仁，重于官与吏之仁，此官之义也。吏与民不成三，故曰，吏无义。官吏之分，官可求于仁义，吏只可绳以法度，规以制度者，概出于此。士大夫于天下法度、规制之外，尚须守仁义，故官制吏。以官制吏，非士大夫为贤而吏为奸，盖因朝廷于士大夫别有约束者。”
“或曰，天子、臣僚、台谏，此为三否？臣曰否。因台谏实为法度之依托，以仁义与制度而查臣僚，与臣僚无仁。无仁，何以成义？吏与民不成三，与此同。”
“朝廷、百姓、外邦以成三，则朝廷与百姓之仁，重于朝廷与外邦之仁，此为朝廷之大义也。内外有别，仁止于内，不当以仁求于外邦，故对外只存义者。”
“仁易解而义难为者，盖因义内之仁虽有轻重，却无绝对之论。百姓不仁，则绳之以法度，临之以刑罚。百姓不义，如何处之，却不可一概而论之。百姓违朝廷法度，有真横滑不法之徒者，有为小吏逼迫不得不违法度者，有不愤小吏依法度治己，而构陷守法之小吏者。亲民之官当细查，被逼违法度者，治吏。横滑不法者，任吏依法度治之。构陷守职之吏者，官当亲治，予以重处。是故士大夫出朝为官，不可不用吏，不可全倚吏。吏之细故士大夫可不问，而吏之职士大夫当熟知。”
“百姓不义，或啖外邦之利，或以私怨，阴结外邦以害朝廷者，则大义已失。对于不义之民，朝廷纵不得不与外邦暂时委曲，亦必穷治之。此为诛叛也。小民贪利，瞒朝廷而强取或偷盗外邦之物，引致纷争，则失大义，朝廷亦当助外邦惩之。此为惩恶也。”
“小吏不义，有为私利而挟朝廷之威而害民者，穷治之。有挟公器而威福百姓，纵不违法度，亦当究治。有治下百姓不法，或有害公理之事，吏不得己，周全百姓，周全朝廷者，纵为法度所不许，官亦当回护之。事有正有奇，以正为本，别辨其奇，官之职也。”
“官之不义，作威福贪私利害百姓者不必论，天子以大义治之。此为正也。其奇，有治下虽乱实非其过者。淫祀、邪魔之教、一人有过而举族抗法、虽为国人实通外邦，诸如此类者，治下虽乱起，纵百姓杀伤再重，残害地方再甚，亦非官失义。似此等事，不临以刀兵施以重刑，何以待天下良善之民？何以致太平！”
“天子失义，忘天下之根本在于百姓，在于天下治乱。听谄言，用佞臣，以一己之欢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者。天子于百姓，念兹在兹，大义在焉。处深宫而不知百姓疾苦，大义失焉。以百姓为本，广聪明，查百官，而究天下治乱之绩，天子之职也。”
“天子之义，显于天下。宰相之义，显于百官。百官之义，显于胥吏。宰相示义于天下，人主疑之。百官示义于小吏，百姓难存。胥吏示义于百姓，朝廷法度不行。何也？怨归于己，恩归于上者。各守其职，大义存焉。”
“仁义在，纵国有一时之难，不致覆亡。故曰，道以守成。仁义不失，不亡天下。仁义失，天下危矣。纵有挽天之术，仁义不复，天下终不可救也。”
“臣受命为宰相，以仁义大道佐君王，以固江山。以小术施政，而求治绩。大道以守成，小术以兴国。臣以小术理国政，愿陛下谨守大道，时时查之。”
第17章 自己的路
吴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对内容，拿给赵祯和徐平看。由于匆忙，他只是把徐平的话联缀起来，稍加整理，没时间过多润色，是以带有强烈的徐平风格。
赵祯看罢，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对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谦和，凡与宰相引座交谈之人，无不言宰相有君子气度。然与宰相共事之人，则说言辞虽谦和，然于公事持之甚坚，共事者难。先前与宰相坐而论道，朕有此感，然并不难也。至著之文字，才知百官所言极是。对公事持之甚坚，宰相用心于事，勇于任事也。过之则为执，宰相谨记！”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过也。过不能自查，臣之失也。谢陛下提点。”
这是徐平一直以来的毛病，与人相处和和气气，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过于强势。对上对下都不明显，而同僚就会觉得难以共事。君与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合作分工。徐平做宰相，赵祯也开始感觉到徐平的这个毛病。好在赵祯严于律己，做皇帝能够深自克制，对徐平的强势，感觉不深。等到把言论一形诸于文字，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强烈了。论治国之道和理国之术，徐平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说。
汉太祖在秦末乱世，马上取天下，当国之后求贤士大夫共治国家。到了宋朝，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面临内忧外患之时，鉴于前朝外戚、寺宦之祸，对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视为一个阶层是不对的，这既不是地主阶级，也不是读书人，虽然他们大多是出自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士大夫是求贤，而不是对官员的任能，两者有根本区别。
简单地说，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识形态，即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相符。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问题。
一国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极端的朋友夫妻之间，意识形态也可能不同，这是社会的多样性，强求一致会导致反弹。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只看对我好与坏，事情表现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还有视屁股坐在那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为当然之理的，你是什么出身，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政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就必然用统治阶的人。
政权具有独立人格，就超脱了阶级，不能超脱，政权就无以维持。对于政权管理下的人来说，谁让我活不下去，我就反了他的。这是很多人的态度，政权要调和，正是必须让社会危机不碰触这条线。这条线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不一样，同样的危机，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
政权内部个人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但政权的意识形态却是唯一的。不管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选择与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务的，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对于皇帝来说，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但为了管理国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
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这个道理。
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选的是贤不是能。选出贤来之后，才有所谓的任能。选贤与任能，对于政权来说，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知道为什么宋朝的进士对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员都不屑一顾，关键时候自己把持国家大事，不容其他人涉足。他们代表的是政权的意志，甚至有的时候与统治者的意志并不一样，政权对于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员，态度自然不会是多么友好。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以后也会如此。能够把握好态度的，毕竟只是少数人。
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是从这个方向发挥出来的，忠的是政权独立人格的意志，而不是皇帝本人。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惜改换皇帝，这种事情也是会做出来的。
正是求贤，用的是符合意形态的人，所以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私德并不紧要。当然有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这种公德私德都无可指摘的人，但更多的是不拘小节，一面站在制高点指点江山，一面挟妓游玩。
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
无关紧要，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谁能帮助我就用谁。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只要能办事，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法外之事皆可为，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不管是权还是物，我不给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人人都无私。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眼里，一人之天下的时候，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让你明白怎么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师于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没有这个觉悟，便教育你，屡教而终不改，则就是大家的敌人。教育是温和的手段，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敌是也。
法家强求天下一律，不承认人的复杂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来见效快，矛盾积累得也快。国家面临巨大威胁，有明确目标的时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家是调和妥协的意识形态，侧重于安内。因为有一个缓冲层，矛盾积累得慢，而且也比较容易摇摆，能够在妥协中求生存。天下为一家之永祀时，儒家表现为君王求贤，与贤人共治天下，天下大治君王成圣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时，儒家不强求一律，仍然是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求妥协，不断地调整以求生存。仁义不失，天下不亡，指的是不会亡于内部矛盾。面临外敌的时候，讲仁义没有用处，终究还是要以力量对决。
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首先要问的都是自己人还是外人，不然就没有了着力点。
法家利于对外，儒家善于对内，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者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为优，放下内部矛盾以对外敌，儒家的各种规矩此时不合时宜。当外部没有巨大威胁的时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长久地对自己人，不然终亡于内乱。
道家和墨家讲小政府和无政府，天下自治，不适全大一统的中原政权，先被淘汰。
中国文明早熟而且延续，延续自不必讲，早熟就是先秦诸子几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种手段都提出来了，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使用过。这些治国理论不是意识形态，只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种各样的政策，是对于政治结构的探讨。
正是因为儒家法家不关意识形态，统治者对此是不敏感的，以为这是事关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对统治者生死攸关，就把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搞混了。
秦汉是实践先秦诸子思想的朝代，意识形态是相同的。
“或曰，治国当因地制宜，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天下一律难行，一法可行，以法临天下，郡县以权变。秦王临天下，皆用秦半两，铭器而制度量衡行于郡县，制字书而斥六国乱文，此皆法也，万世皆可行之。秦王之功法也，秦王之失律也。”
“或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如草偃，欲守天下，其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封建，化天下之公为私也，只闻因私而废公，未闻以私而助公者也。当天下临大难，封建者欲守其私财，无不举地而献敌，全其富贵而置天下于身后也。人主以天下分封，是以公器而市私恩，天下治时封建者得其利，天下乱时封建者全富贵捐天下而助乱，有害无利明矣。”
“仁，子曰忠恕而已矣。孟轲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忠恕之道，此其谓与？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之恕也，礼化于外，而悯纳于心。盖为大臣，以君命而理国政，当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实有其不得已也。臣之忠，内不事君王以谄媚，而时时规谏之。外则用心王事，深怜百姓，竭心力而求治世于天下，以报君恩也。”
“士大夫为郡县临地方而亲民，举地方之力而完赋税，亲民官之忠也。不因朝廷赋税而害百姓，亲民官之仁也。忠仁不能两全，先仁而后忠也。先仁而后忠，知朝廷以仁义治天下也。临郡县，理地方之财，而能致钱粮广收，朝廷因之富足，百姓因之安泰，官之忠仁两全者也。先仁而后忠，良吏也，忠仁而两全之者，能吏也。守仁而事朝廷以忠，则知能吏难得，良吏宜广求之，此之谓治天下以仁义也。”
“士大夫在朝为臣，出外为官。临地方为官，代朝廷治郡县，时时念百姓不易，辨其冤屈，解其急难，官之仁也。兴学事，使民有所学，广聪明，通世事，官之仁也。子之有教无类，士大夫岂可不行之于郡县与？延医治药，治下百姓有病得医，官之仁也。去诸般淫祀，行教化于治内，使民不受淫祀之祸，官之仁也。举之万端，利百姓，官之仁也。”
“以仁义治天下，则知仁当行于朝廷，而不必求之细民。民之仁者，遵朝廷法度者为仁，完税纳粮者为仁，当差役、徭役、兵役者为仁。仁之民，朝廷可不奖之？此天下之根本也。施粥济药，善举也；修桥铺路，善举也；开沟治渠，善举也；兴学助弱，亦为善举也。仁之于朝廷，非于百姓，可知善举非仁也。朝廷当奖仁而劝善，善与仁不可混也。”
“奖仁而劝善，盖因朝廷以仁而治，此为根本。善举实利百姓，百姓之利即为朝廷之利，固应谢之。朝廷代百姓而谢，高其名而薄其利。若得厚利，善举何为？百姓之仁为天下之根本，百姓不仁朝廷无以立，故应奖仁。奖仁当晦其名而厚其利。晦其名者，此为百姓当行之事也。厚其利者，此为真朝廷百姓也。”
“仁固如此，义何如者？义本于仁而出于仁，仁不能尽者。两人为仁，三人为众，义在众中矣。三之为数，两两相对又三矣，此二人之仁或害彼二人之仁者，必以义取。”
“天子、臣僚、百姓，为三矣。天子与百姓之仁，重于天子与臣僚之仁，此为天子之义也。士大夫出外为官，官、吏、百姓，三矣。官与民之仁，重于官与吏之仁，此官之义也。吏与民不成三，故曰，吏无义。官吏之分，官可求于仁义，吏只可绳以法度，规以制度者，概出于此。士大夫于天下法度、规制之外，尚须守仁义，故官制吏。以官制吏，非士大夫为贤而吏为奸，盖因朝廷于士大夫别有约束者。”
“或曰，天子、臣僚、台谏，此为三否？臣曰否。因台谏实为法度之依托，以仁义与制度而查臣僚，与臣僚无仁。无仁，何以成义？吏与民不成三，与此同。”
“朝廷、百姓、外邦以成三，则朝廷与百姓之仁，重于朝廷与外邦之仁，此为朝廷之大义也。内外有别，仁止于内，不当以仁求于外邦，故对外只存义者。”
“仁易解而义难为者，盖因义内之仁虽有轻重，却无绝对之论。百姓不仁，则绳之以法度，临之以刑罚。百姓不义，如何处之，却不可一概而论之。百姓违朝廷法度，有真横滑不法之徒者，有为小吏逼迫不得不违法度者，有不愤小吏依法度治己，而构陷守法之小吏者。亲民之官当细查，被逼违法度者，治吏。横滑不法者，任吏依法度治之。构陷守职之吏者，官当亲治，予以重处。是故士大夫出朝为官，不可不用吏，不可全倚吏。吏之细故士大夫可不问，而吏之职士大夫当熟知。”
“百姓不义，或啖外邦之利，或以私怨，阴结外邦以害朝廷者，则大义已失。对于不义之民，朝廷纵不得不与外邦暂时委曲，亦必穷治之。此为诛叛也。小民贪利，瞒朝廷而强取或偷盗外邦之物，引致纷争，则失大义，朝廷亦当助外邦惩之。此为惩恶也。”
“小吏不义，有为私利而挟朝廷之威而害民者，穷治之。有挟公器而威福百姓，纵不违法度，亦当究治。有治下百姓不法，或有害公理之事，吏不得己，周全百姓，周全朝廷者，纵为法度所不许，官亦当回护之。事有正有奇，以正为本，别辨其奇，官之职也。”
“官之不义，作威福贪私利害百姓者不必论，天子以大义治之。此为正也。其奇，有治下虽乱实非其过者。淫祀、邪魔之教、一人有过而举族抗法、虽为国人实通外邦，诸如此类者，治下虽乱起，纵百姓杀伤再重，残害地方再甚，亦非官失义。似此等事，不临以刀兵施以重刑，何以待天下良善之民？何以致太平！”
“天子失义，忘天下之根本在于百姓，在于天下治乱。听谄言，用佞臣，以一己之欢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者。天子于百姓，念兹在兹，大义在焉。处深宫而不知百姓疾苦，大义失焉。以百姓为本，广聪明，查百官，而究天下治乱之绩，天子之职也。”
“天子之义，显于天下。宰相之义，显于百官。百官之义，显于胥吏。宰相示义于天下，人主疑之。百官示义于小吏，百姓难存。胥吏示义于百姓，朝廷法度不行。何也？怨归于己，恩归于上者。各守其职，大义存焉。”
“仁义在，纵国有一时之难，不致覆亡。故曰，道以守成。仁义不失，不亡天下。仁义失，天下危矣。纵有挽天之术，仁义不复，天下终不可救也。”
“臣受命为宰相，以仁义大道佐君王，以固江山。以小术施政，而求治绩。大道以守成，小术以兴国。臣以小术理国政，愿陛下谨守大道，时时查之。”
第17章 自己的路
吴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对内容，拿给赵祯和徐平看。由于匆忙，他只是把徐平的话联缀起来，稍加整理，没时间过多润色，是以带有强烈的徐平风格。
赵祯看罢，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对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谦和，凡与宰相引座交谈之人，无不言宰相有君子气度。然与宰相共事之人，则说言辞虽谦和，然于公事持之甚坚，共事者难。先前与宰相坐而论道，朕有此感，然并不难也。至著之文字，才知百官所言极是。对公事持之甚坚，宰相用心于事，勇于任事也。过之则为执，宰相谨记！”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过也。过不能自查，臣之失也。谢陛下提点。”
这是徐平一直以来的毛病，与人相处和和气气，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过于强势。对上对下都不明显，而同僚就会觉得难以共事。君与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合作分工。徐平做宰相，赵祯也开始感觉到徐平的这个毛病。好在赵祯严于律己，做皇帝能够深自克制，对徐平的强势，感觉不深。等到把言论一形诸于文字，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强烈了。论治国之道和理国之术，徐平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说。
汉太祖在秦末乱世，马上取天下，当国之后求贤士大夫共治国家。到了宋朝，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面临内忧外患之时，鉴于前朝外戚、寺宦之祸，对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视为一个阶层是不对的，这既不是地主阶级，也不是读书人，虽然他们大多是出自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士大夫是求贤，而不是对官员的任能，两者有根本区别。
简单地说，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识形态，即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相符。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问题。
一国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极端的朋友夫妻之间，意识形态也可能不同，这是社会的多样性，强求一致会导致反弹。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只看对我好与坏，事情表现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还有视屁股坐在那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为当然之理的，你是什么出身，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政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就必然用统治阶的人。
政权具有独立人格，就超脱了阶级，不能超脱，政权就无以维持。对于政权管理下的人来说，谁让我活不下去，我就反了他的。这是很多人的态度，政权要调和，正是必须让社会危机不碰触这条线。这条线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不一样，同样的危机，对于不同的政权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
政权内部个人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但政权的意识形态却是唯一的。不管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选择与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务的，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对于皇帝来说，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但为了管理国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
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这个道理。
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选的是贤不是能。选出贤来之后，才有所谓的任能。选贤与任能，对于政权来说，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知道为什么宋朝的进士对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员都不屑一顾，关键时候自己把持国家大事，不容其他人涉足。他们代表的是政权的意志，甚至有的时候与统治者的意志并不一样，政权对于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员，态度自然不会是多么友好。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以后也会如此。能够把握好态度的，毕竟只是少数人。
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是从这个方向发挥出来的，忠的是政权独立人格的意志，而不是皇帝本人。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惜改换皇帝，这种事情也是会做出来的。
正是求贤，用的是符合意形态的人，所以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私德并不紧要。当然有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这种公德私德都无可指摘的人，但更多的是不拘小节，一面站在制高点指点江山，一面挟妓游玩。
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
无关紧要，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谁能帮助我就用谁。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只要能办事，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法外之事皆可为，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不管是权还是物，我不给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人人都无私。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眼里，一人之天下的时候，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让你明白怎么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师于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没有这个觉悟，便教育你，屡教而终不改，则就是大家的敌人。教育是温和的手段，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敌是也。
法家强求天下一律，不承认人的复杂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来见效快，矛盾积累得也快。国家面临巨大威胁，有明确目标的时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家是调和妥协的意识形态，侧重于安内。因为有一个缓冲层，矛盾积累得慢，而且也比较容易摇摆，能够在妥协中求生存。天下为一家之永祀时，儒家表现为君王求贤，与贤人共治天下，天下大治君王成圣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时，儒家不强求一律，仍然是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求妥协，不断地调整以求生存。仁义不失，天下不亡，指的是不会亡于内部矛盾。面临外敌的时候，讲仁义没有用处，终究还是要以力量对决。
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首先要问的都是自己人还是外人，不然就没有了着力点。
法家利于对外，儒家善于对内，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者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为优，放下内部矛盾以对外敌，儒家的各种规矩此时不合时宜。当外部没有巨大威胁的时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长久地对自己人，不然终亡于内乱。
道家和墨家讲小政府和无政府，天下自治，不适全大一统的中原政权，先被淘汰。
中国文明早熟而且延续，延续自不必讲，早熟就是先秦诸子几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种手段都提出来了，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使用过。这些治国理论不是意识形态，只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种各样的政策，是对于政治结构的探讨。
正是因为儒家法家不关意识形态，统治者对此是不敏感的，以为这是事关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对统治者生死攸关，就把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搞混了。
秦汉是实践先秦诸子思想的朝代，意识形态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