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留学也不完全只为了学知识啊，还可以见见世面，参与一些其它事情，这我可得好好想想了，你想留学的话可以去，只是这留学的国家咱们得好好研究下。
安抚好家人之后，沈隆开始了自己的另一个计划，他带着慕容武、袁小燕他们到了京城的贫民区，这两位如今已经毕业了，一边在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出诊，一边配合沈隆进行一些研究工作。
之前在定县，他们完成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实验，这回他们打算在城市里开展同样的实验，就算在京城这种大城市，能够享受医疗服务的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绝大多数贫民得了病也只能和定县那些老百姓一样硬扛着。
沈隆和白景泗商量了下，找到警察厅的厅长，说服他把东城内一片区域化为实验基地，然后联合京城卫生局，正式成立“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为啥要拉上警察厅呢，这是因为贫民区一般秩序混乱，没有强力部门的支持，你想干点啥根本没戏。
在行政上，这里由京师警察厅和北平市卫生局共同管理；在业务上，则由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公共卫生系负责规划和管理，并提供绝大部分经费；故而，一所名义上是政府机构，实际上是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公共卫生系的教学试验区。
但在一所的组织结构上却体现出复合性的特点，自成立之初就设立了董事会，由7人组成，京师警察厅厅长为董事长，警察厅卫生科科长、京城卫生局局长以及沈隆、徐定超等知名人士为董事，沈隆同时兼任卫生事务所的所长，董事会负责制定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和财产保管，并负责聘请卫生事务所所长等重大事项。
所长负责一所的具体行政事务，在所长之下设立了5个股：
第一股，统计兼防疫：主要负责全区的生命统计、死亡调查、传染病管理等。
第二股，环境卫生：主要负责饮水、食品的卫生检查检验，公共场所的公共卫生检查等。
第三股，卫生保健：主要开展妇幼卫生、学校和工厂的治疗保健、居民普通医疗、牙病和结核病的防治等门诊工作。
第四股，公共卫生护理：主要负责地段家庭护理（妇幼、传染病），学校、工厂等群体护理保健及全所的健康教育工作。
第五股，总务：负责秘书、后勤事务工作，并配合牙科门诊开设了一个做保健牙刷的工厂。
公共卫生事务所划分的这片试验区约莫有五万人口，办公地点选在了东城干面胡同一小庙内，而要解决这么多人从生到死各个生长时期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医疗网。
这个网的基层是地段保健（包括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在内），把示范区划分为20个警察派出所地段，每个地段约有5000名居民，地段居民的卫生保健工作主要是通过家庭访视（由约10名公共卫生护士和若干护士实习生）来实现的。
这一方案的创造者是开创了“定县模式”的姚寻源和陈志潜的老师兰安生，他在1925年担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的时候创造了这一模式，如今又被沈隆给提前了十多年。
第2286章 本土化
兰安生有个称号，叫“医学界的布尔什维克”，他将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对中国也是贡献颇多。
兰安生和白大夫一样，都是加拿大人，英文名约翰·格兰特，他的父亲詹姆斯·格兰特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受浸礼会国外传教会的指派到中国宁波传教行医，他的母亲也是一位美国传教士。
他们在这里从事慈善医疗工作直到去世，治疗了很多中国病患，深受当地民众爱戴，为了更好地和当地人打交道，詹姆斯·格兰特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兰雅谷，1927年，兰雅谷去世后，宁波中外人士为纪念他集资建立了现在的华美医院。
兰安生在他父母抵达宁波后的第二年产生，当时宁波没有其他外籍孩子，他童年的玩伴都是中国孩子，童年的记忆让兰安生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8岁后，他被父母送到烟台的一所由教会为外国在华人士子女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兰雅谷希望他能学习理科，曾经把他送到德国人在青岛办的高中学习了一年，后来，兰雅谷把他送回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读高中。
1912年，兰安生高中毕业在即，他回中国和家人团聚，决定像父母一样学医，兰雅谷表示支持，让他到自己的医院先体验了一下临床工作，又资助他在中国旅游了一番，并向当地的外国医生求教行医之道，返回美国后，兰安生进入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学习。
1917年，兰安生大学毕业，在其导师的鼓励和推荐下，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工作；该年年底，兰安生再度来到中国，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在华流行病调查工作。
在萍乡煤矿，兰安生看到了煤矿工人地狱般的工作条件和悲惨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他对感染钩虫病的工人进行了治疗，写下了考察报告，并向汉冶萍公司提议改善工人的待遇，但是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两年后，兰安生完成调查任务回到美国，之后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了公共卫生学硕士，此后不久，协和医学院聘请兰安生担任公共卫生学教授，开启了中国预防医学的教学与实验活动，不仅培养出了姚寻源、陈志潜这样优秀的学生，还带动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定县实验和京城的公共卫生事务所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结束中国的事业之后，兰安生又去了印度，终其一生都在为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付出心血，他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总结为“协和模式”，并把这个模式推向全世界，成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永恒的经典；1962年，兰安生在美国去世，逝后被国际公共卫生界奉为泰斗。
他最有名的两个观点就是“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以及“60的本土化胜过100的西方化”，前者表明了预防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强调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要和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单凭这一点，他就比王大燮这种人强得多。
沈隆在京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本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更没有完全照抄兰安生的方法，毕竟他开展实验的京城和现在的京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把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预防，另一部分则是诊治；前者让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深入小巷、工厂、学校，把预防保健相关知识编成儿歌、快板儿等通俗易懂的模式广为传播，让预防的观念深入人心，帮助居民实现主动要求预防保健的转变，从根本上提高了公众的健康水平。
而在诊治方面，分配管辖该地段的公共卫生护士每天要进行大约5-10次的家庭访视，凡经地段护士访视过的病人或病家，不仅有访视记录，卫生事务所病案室也存有他们的家庭记录，将家庭每个成员的患病及健康情况按规定的表格记录下来；每份家庭记录都有家庭编号和个人编号，查找起来非常方便。
另一方面，地段还和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各科门诊紧密配合，对病人进行及时治疗，如果地段发现有急性传染病患者立即转送一所门诊进行诊断和治疗，如患者需要住院治疗，则由卫生事务所转送合同医院；如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则由卫生事务所转回地段，由护士设“家庭病床”进行床边护理和治疗，以及采取必要的和可能的隔离和消毒措施。
如发现病家有经济困难时，地段护士则将病案转介卫生事物所的社会工作人员帮助解决，这样以来，许多病情都被消灭在轻微阶段，大大减轻了当地居民看病吃药的负担，很快这一模式就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他们对卫生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尊敬，只要穿着卫生事务所的制服从街道、小巷里走过，都会收到亲切地问候，有什么事情需要左邻右舍帮忙，出来招呼一声就行。
慕容武和袁小燕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感到非常充实，不仅开始考虑起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所有城市，如果能把这种模式复制到所有城市的话，中国人的寿命一定会大大提升。
沈隆则摇了摇头，“我们能在京城实行这种模式，是因为学校除了钱，还可以利用实习的名义让学生们免费劳动，不需要向他们支付工资，仅仅每天管两顿饭就行了，尽管如此，学校也承受了巨大的资金压力。”
“现在五万人的区域已经快撑不住了，要是扩大到全国，这又得多少钱？多少合格的医生、护士？”再小的开支，乘以四万万老百姓都会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那我们现在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慕容武喃喃问道。
“积累经验，等日后政府真正愿意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能用上了！”
第2287章 白敬业留学
胡适日后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单从这句话来看，虽然失之偏颇，需知实践也是需要理论去支持的，但总得看来倒也有几分道理，只是胡适的观点依旧落在研究上，而没有落到实践，这也是文人的通病，你让他们指点江山，那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可要让他们干点实事那就难了。
就好比胡适吧，博士学位拿了一大堆，写了一大堆书，听起来似乎挺厉害的，可以你要问他真正干过什么对国家有益的实事，那还真不好说。
如今的医学界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喊着废除中医的人很多，实际关心普通老百姓医疗健康问题的则是少之又少，沈隆懒得和他们打笔仗，有上次那篇演说稿已经足够了，接下来几年功夫，他就一直专心于手头的几件事。
在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认真上课，认真当好校长；在定县和京城的卫生事务所，认真进行关于公共卫生的探索，不断撰写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希望能带动更多人来关注中国中下阶层的医疗卫生问题。
当好中华医学会的副会长和中华医学会京城分会的分会长，组织同行交流，扩大会员人数，促进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伍连德等人一起办好《中华医学杂志》，挑选出高质量的论文进行刊登，选拔优秀人才。
在这几年时间里，中国医学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北洋当局对医学考试做了规定，洛克菲勒基金会几次来华考察，他们研究该如何对中国医学教育事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筹划以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为蓝本，在中国建设一座世界一流的医院了。
这就是日后的协和医院，从1916到1947年32年间，为了维持这座亚洲第一流的医科大学共投入了44652490美元；自那以后，协和医院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也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
安抚好家人之后，沈隆开始了自己的另一个计划，他带着慕容武、袁小燕他们到了京城的贫民区，这两位如今已经毕业了，一边在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出诊，一边配合沈隆进行一些研究工作。
之前在定县，他们完成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实验，这回他们打算在城市里开展同样的实验，就算在京城这种大城市，能够享受医疗服务的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绝大多数贫民得了病也只能和定县那些老百姓一样硬扛着。
沈隆和白景泗商量了下，找到警察厅的厅长，说服他把东城内一片区域化为实验基地，然后联合京城卫生局，正式成立“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为啥要拉上警察厅呢，这是因为贫民区一般秩序混乱，没有强力部门的支持，你想干点啥根本没戏。
在行政上，这里由京师警察厅和北平市卫生局共同管理；在业务上，则由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公共卫生系负责规划和管理，并提供绝大部分经费；故而，一所名义上是政府机构，实际上是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公共卫生系的教学试验区。
但在一所的组织结构上却体现出复合性的特点，自成立之初就设立了董事会，由7人组成，京师警察厅厅长为董事长，警察厅卫生科科长、京城卫生局局长以及沈隆、徐定超等知名人士为董事，沈隆同时兼任卫生事务所的所长，董事会负责制定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和财产保管，并负责聘请卫生事务所所长等重大事项。
所长负责一所的具体行政事务，在所长之下设立了5个股：
第一股，统计兼防疫：主要负责全区的生命统计、死亡调查、传染病管理等。
第二股，环境卫生：主要负责饮水、食品的卫生检查检验，公共场所的公共卫生检查等。
第三股，卫生保健：主要开展妇幼卫生、学校和工厂的治疗保健、居民普通医疗、牙病和结核病的防治等门诊工作。
第四股，公共卫生护理：主要负责地段家庭护理（妇幼、传染病），学校、工厂等群体护理保健及全所的健康教育工作。
第五股，总务：负责秘书、后勤事务工作，并配合牙科门诊开设了一个做保健牙刷的工厂。
公共卫生事务所划分的这片试验区约莫有五万人口，办公地点选在了东城干面胡同一小庙内，而要解决这么多人从生到死各个生长时期可能出现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医疗网。
这个网的基层是地段保健（包括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在内），把示范区划分为20个警察派出所地段，每个地段约有5000名居民，地段居民的卫生保健工作主要是通过家庭访视（由约10名公共卫生护士和若干护士实习生）来实现的。
这一方案的创造者是开创了“定县模式”的姚寻源和陈志潜的老师兰安生，他在1925年担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的时候创造了这一模式，如今又被沈隆给提前了十多年。
第2286章 本土化
兰安生有个称号，叫“医学界的布尔什维克”，他将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对中国也是贡献颇多。
兰安生和白大夫一样，都是加拿大人，英文名约翰·格兰特，他的父亲詹姆斯·格兰特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受浸礼会国外传教会的指派到中国宁波传教行医，他的母亲也是一位美国传教士。
他们在这里从事慈善医疗工作直到去世，治疗了很多中国病患，深受当地民众爱戴，为了更好地和当地人打交道，詹姆斯·格兰特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兰雅谷，1927年，兰雅谷去世后，宁波中外人士为纪念他集资建立了现在的华美医院。
兰安生在他父母抵达宁波后的第二年产生，当时宁波没有其他外籍孩子，他童年的玩伴都是中国孩子，童年的记忆让兰安生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8岁后，他被父母送到烟台的一所由教会为外国在华人士子女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兰雅谷希望他能学习理科，曾经把他送到德国人在青岛办的高中学习了一年，后来，兰雅谷把他送回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读高中。
1912年，兰安生高中毕业在即，他回中国和家人团聚，决定像父母一样学医，兰雅谷表示支持，让他到自己的医院先体验了一下临床工作，又资助他在中国旅游了一番，并向当地的外国医生求教行医之道，返回美国后，兰安生进入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学习。
1917年，兰安生大学毕业，在其导师的鼓励和推荐下，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工作；该年年底，兰安生再度来到中国，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在华流行病调查工作。
在萍乡煤矿，兰安生看到了煤矿工人地狱般的工作条件和悲惨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他对感染钩虫病的工人进行了治疗，写下了考察报告，并向汉冶萍公司提议改善工人的待遇，但是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两年后，兰安生完成调查任务回到美国，之后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了公共卫生学硕士，此后不久，协和医学院聘请兰安生担任公共卫生学教授，开启了中国预防医学的教学与实验活动，不仅培养出了姚寻源、陈志潜这样优秀的学生，还带动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定县实验和京城的公共卫生事务所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结束中国的事业之后，兰安生又去了印度，终其一生都在为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付出心血，他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总结为“协和模式”，并把这个模式推向全世界，成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永恒的经典；1962年，兰安生在美国去世，逝后被国际公共卫生界奉为泰斗。
他最有名的两个观点就是“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以及“60的本土化胜过100的西方化”，前者表明了预防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强调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要和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单凭这一点，他就比王大燮这种人强得多。
沈隆在京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本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更没有完全照抄兰安生的方法，毕竟他开展实验的京城和现在的京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把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预防，另一部分则是诊治；前者让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深入小巷、工厂、学校，把预防保健相关知识编成儿歌、快板儿等通俗易懂的模式广为传播，让预防的观念深入人心，帮助居民实现主动要求预防保健的转变，从根本上提高了公众的健康水平。
而在诊治方面，分配管辖该地段的公共卫生护士每天要进行大约5-10次的家庭访视，凡经地段护士访视过的病人或病家，不仅有访视记录，卫生事务所病案室也存有他们的家庭记录，将家庭每个成员的患病及健康情况按规定的表格记录下来；每份家庭记录都有家庭编号和个人编号，查找起来非常方便。
另一方面，地段还和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各科门诊紧密配合，对病人进行及时治疗，如果地段发现有急性传染病患者立即转送一所门诊进行诊断和治疗，如患者需要住院治疗，则由卫生事务所转送合同医院；如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则由卫生事务所转回地段，由护士设“家庭病床”进行床边护理和治疗，以及采取必要的和可能的隔离和消毒措施。
如发现病家有经济困难时，地段护士则将病案转介卫生事物所的社会工作人员帮助解决，这样以来，许多病情都被消灭在轻微阶段，大大减轻了当地居民看病吃药的负担，很快这一模式就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他们对卫生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尊敬，只要穿着卫生事务所的制服从街道、小巷里走过，都会收到亲切地问候，有什么事情需要左邻右舍帮忙，出来招呼一声就行。
慕容武和袁小燕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感到非常充实，不仅开始考虑起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所有城市，如果能把这种模式复制到所有城市的话，中国人的寿命一定会大大提升。
沈隆则摇了摇头，“我们能在京城实行这种模式，是因为学校除了钱，还可以利用实习的名义让学生们免费劳动，不需要向他们支付工资，仅仅每天管两顿饭就行了，尽管如此，学校也承受了巨大的资金压力。”
“现在五万人的区域已经快撑不住了，要是扩大到全国，这又得多少钱？多少合格的医生、护士？”再小的开支，乘以四万万老百姓都会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那我们现在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慕容武喃喃问道。
“积累经验，等日后政府真正愿意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能用上了！”
第2287章 白敬业留学
胡适日后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单从这句话来看，虽然失之偏颇，需知实践也是需要理论去支持的，但总得看来倒也有几分道理，只是胡适的观点依旧落在研究上，而没有落到实践，这也是文人的通病，你让他们指点江山，那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可要让他们干点实事那就难了。
就好比胡适吧，博士学位拿了一大堆，写了一大堆书，听起来似乎挺厉害的，可以你要问他真正干过什么对国家有益的实事，那还真不好说。
如今的医学界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喊着废除中医的人很多，实际关心普通老百姓医疗健康问题的则是少之又少，沈隆懒得和他们打笔仗，有上次那篇演说稿已经足够了，接下来几年功夫，他就一直专心于手头的几件事。
在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认真上课，认真当好校长；在定县和京城的卫生事务所，认真进行关于公共卫生的探索，不断撰写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希望能带动更多人来关注中国中下阶层的医疗卫生问题。
当好中华医学会的副会长和中华医学会京城分会的分会长，组织同行交流，扩大会员人数，促进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伍连德等人一起办好《中华医学杂志》，挑选出高质量的论文进行刊登，选拔优秀人才。
在这几年时间里，中国医学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北洋当局对医学考试做了规定，洛克菲勒基金会几次来华考察，他们研究该如何对中国医学教育事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筹划以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为蓝本，在中国建设一座世界一流的医院了。
这就是日后的协和医院，从1916到1947年32年间，为了维持这座亚洲第一流的医科大学共投入了44652490美元；自那以后，协和医院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也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